翌日回复旧观，又再重新部署派对，周而复始，日子有功之后，真是有点吃不消了。
可是，不这样子安排，把日子弄得忙碌一点，生活变得热闹一些，又怎么过下去呢？
没办法，也只有跟着这样的路子走，稍为不如前积极就是了。
当外头漫天风雪时，看到自己的一子一女陶秀与陶富仍能与高采烈地在室内游泳池内耍乐运动，倒也算是陶杰夫妇心头一份最确定最宁静的安慰。
谁不是给自己说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而移民的？
现在到底算兑现了。
每逢有从香港来的朋友，他们都热烈地招呼。伍婉琪将目前自己之所有加以炫耀的意识比陶杰浓郁一点。
直至这漫天风雪的一日，陶杰的一位老同袍方志琛途经温哥华，转飞美国，来与他们相叙，就是一场很大的杀风景之事。
陶杰冒着雪，开车到机场把方志琛接到了。
他热情地拍着方志琛的肩膊，说：
“老朋友，你别跟我客气，这两天就住在我家。我们家的客房是个套房，有私家浴室，非常的方便。”
方志琛豪爽地答说：
“老朋友当然不用客气，妻子没跟我出来走动，等于身边没带自动洗衣机，倒不如住进酒店去，要茶要水，要洗要烫，全部一应俱全，不必烦己烦人。而且，温哥华的酒店也真是便宜得不住白不住似。”
说罢了，方志琛哈哈大笑，然后又补充：
“来你家看望嫂夫人，再看看陶富两姊弟长得多高了，那倒是急不及待的。”
陶杰当然只有表示欢迎。
伍婉琪是相当喜客的，这自不在话下。
看方志琛的样子，是完全没有兴趣去逛什么名胜了，伍婉琪曾建议过要在早饭后开车把方志琛带到外头走走，方志琛只是说：
“再美的地方都去过了，这年头，连欧洲都赖得去了，难得见到陶杰一次，我们哥儿俩藉外头狂风冒雪，更有情趣围炉煮酒，谈个痛快。”
其实陶杰也宁可跟方志琛细谈别后情况，那些温哥华的名胜，一个暑假他就当响导三五七次，厌烦得透顶了。
无他，从前在香港，有朋自远方来，也没有人要求他带到太平山顶抑或海洋公园。人在香港，对无谓应酬自动挂上免战牌，自己忙碌，别人也理解你忙碌，于是不会产生责任和要求。
来到温哥华，情势大变。有亲友到访，不开车陪人家到处走走，别说对方会见怪，自己闲着没事不招呼朋友，也自觉说不过去。
于是一当上这种免费导游，就脱不了身了。
陶杰想起来，方志琛的年纪跟自己是差不多了，于是问：
“志琛，你比我小不了多少吧？”
“对。明年初就提早退休了，急不及待。”
陶杰也感染到对方的一份兴奋似，急问：
“退休后会来这儿吗？”
“不。来这儿干什么呢？”此语才出，就自觉有点不对劲，于是连忙补充说：“我不比你老兄家底厚，可以安享太平，还想趁这些年好好发展一下事业。”
陶杰问：
“你不是打算退休了？”
“退掉了政府这份工，才更有出路。我们这种政务官出身的，熬到今时今日，在政府架构内坐上高位了，人际关系与行政路子还是不少的，就不难在商界另有出路了。之所以提早退休，就是为自己的第二个事业生命铺路，越迟越多竞争。”
“找到了合适的出路没有？”
“说定了，我将加盟合盛集团担任他们一间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之职，待遇相当不错。最主要是能涉猎商界，横面可以认识很多不同行业的知识与途径；纵则贯彻中国版图南北，都是发展范围。你说挑战性与潜质是不是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再说，”方志琛正想说下去，又摇了摇头，道：“其实不讲你也明白，这阵子当官额外的难，比你退休时更难。”
陶杰也摇摇头，问：
“是不是主子难以侍候？”
“恼羞成怒，这是一个可能性。最后的光辉，就如回光反照，话就额外多，此其二。政策有善有不善，不善者要经自己手推行，于心何思，此其三。”
方志琛咕噜咕噜地把啤酒灌下肚去，很有点借酒消愁的味道。
然后再继续说：
“还有其四、其五、其六，总之苦处一萝萝。一言以蔽之，英国政府最着紧的一着棋子是要大事尽皆直通车，可是这车上的人全是他们的亲信方可。我问问你，万一道直通车通行了，简直是要做卧底神探，非但不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反而是食碗面反碗底，这种压力怎么受得了。”
方志琛说起来，就是一番感慨。
陶杰当然会意是怎么一回事，他仍未退休前，就已经感受到那些回归压力。
那年头，怕在政府部门内专职管职工福利，当然必须站在公务员的一边争取利益，那些福利权益若是跨越九七的，固然要竭心尽志地维护，就连一些盼望港英政府能在撤走前履行的义务，也要列为关顾之列，于是问题就复杂化了。
陶杰官位不低，但说到底顶头上司是洋鬼子，洋鬼子的顶头上司当然也是洋人，再往上看，就是英国唐宁街十号的事。
上司和老板什么时候都是威风八面的，他顺境时可以恩沐下属，谈笑风生；一旦有棘手问题出现，立即拉长马脸，首当其冲的就是属下职员，这几乎已成定规。
先看背景，中英关系阴晴不定。英国人对付殖民地是老手，一向从心所欲，稳操胜券。唯独今回有者猫烧须的危险，无他，香港不是印度，背后拥有一个人口最多与潜力最大的祖国，于是乎，以英国过去的经验与预测，放在今日的中国身上，就得不着预期的灵验了。
别的不说，最主流的彭定康政策，说他是一意孤行也好，骑虎难下也罢，总之，坚持下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名正言顺地取消直通车，实行另起炉灶。
这主流冲击还未发展到今日这个结果的一年多前，陶杰已饱受鸟气与刺激。他在外头多锋头，在自己部门多威武是一回事，一关上办公室的门，秘书接来洋上司的电话，虽不至于要站起来接听，但也只好唯唯诺诺的答应着，稍为同事争取利益，立即被对方喷得一脸是屁。
别怪这洋上司不好惹，只因洋上司的洋上司更不好惹，此其一。
也不能把责任放在那洋上司身上，因为他还要受着自己祖国政治局势的制肘，香港问题处理不善，将必定成为政敌攻击，以致逼令下台的借口。压力不是不大的，此其二。
说到最尽头，对香港这殖民地的处理应该是英国国策，在这种国家作风的大前提下，不得不沿着一贯路子走下去，此其三。
于是层层都有政冶压力，最惨还是每层主管都未必知道自己顶头上司的确切心意，因为在英国唐宁街的政策都不住求变以自保，也不会泄露动向，于是乎下达到陶杰这阶层时，就变成了摸不到任何底牌，有一日人做一日事。
上头的喜怒哀乐，说变就变，又经常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制造舆论风波，调控市场反应，以从中谋取暴利。
凡此种种复杂难缠的政治关系一发生，就分分钟是预备好了功课，也会挨骂。
临离开政府前，陶杰的精神比较轻松了，在一个应酬场合，说了一句稍稍对机场问题中立客观的批评，翌日就被召上中环总部，洋上司疾言厉色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