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头发是从你俄国祖母那里遗传来的，”她的母亲常常这样讲，她的面貌跟她父亲书房挂的祖母的肖像也非常相似。
塔里娜伯爵夫人从俄国逃到英国，她所有贵重和常用的东西都丢下了。身上不名一文而且人地生疏，她那时一定是多么孤单和恐惧啊！那真是多灾多难啊，比她和吉蒂所忍受的不幸都要大得多。接着，她转身从穿衣镜里看见她的脸是那么严肃，望着自己不禁笑了。
“如果老像这样叨念自己如何幸运，简直要变成一个惹人厌烦的家伙了。”她说着大笑起来。
她发现她昨天穿过的游泳衣被女仆收走了，换上了另外一件。今天是件白色的，非常合身，配上一双红鞋，红帽，和镶着红边的毛巾晨衣。
塔里娜把帽子拿在手里，打开房门。这时，一个女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走了出来。
“我正是来找你的，小姐，”她说。“纽百里太太想和你谈谈。”
她拉开了她身后的门，塔里娜走了进去。在房间尽头的一个小隔间里有张高出地面的大床，由台阶上去。床的形式像个贝壳，用白软缎复盖着，白缎子床单镶着金色的边缘。
整个房间的基本色调是白色和金色，显得有些单调。全部家俱都是精美的十八世纪标本，但是它们如此笨重，使人有些手足无措。房间里还有些白色的沙发，白色的靠椅和白色的地毯，白得使人不敢在上面走动。
伊琳躺在这张巨大的床中间，象贝壳里的一颗大珍珠。她穿着一件透明的睡衣，使她的身材毫无隐蔽地显露出来，她的嘴唇涂得很红。她靠在一只有着古色古香花边的巨大的软垫上。
“你和吉蒂今天打算做什么呢？”她问道。
“我们刚才正准备去游泳，”塔里娜回答说。
“嗯，我请了几个人吃午餐，你们一定得来。你告诉吉蒂，好吗？她有个怪脾气，老是突然开车走了，也不先告诉我一声。”
“好，当然我会告诉她的。”
塔里娜对伊琳笑了一笑，使她放心，但她似乎没有注意。
“要是你下楼，请你带个信给秘书，”她说，“告诉贝利小姐马上打个电话，不然我们就会成了十三个人了。”
“我会告诉她的，”塔里娜答道。
她走到床边，从伊琳手里接过一张纸条。
“安排这些事情十分麻烦，”伊琳抱怨说。“我从来没有得到吉蒂的任何帮助。我是个傻瓜，总是为她做牛做马。”
“我肯定她是真心地感激你的，”塔里娜笑着说。
伊琳敏锐地望着她。
“你知道她才不感激呢。她有了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她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如果她不小心，她遇见的人又都是些讨厌的专骗女人钱的骗子，那么一定会惹出许多麻烦。”
塔里娜觉得很不自在。
“我要走了，把信带给贝利小姐，”她说。
“还要催她快点，”伊琳又说。
“我会的。”
塔里娜赶紧离开房间，非常高兴能从对吉蒂的争论中脱身出来。她跑下前面的楼梯，回忆着秘书的房间在哪个方向，吉蒂昨天给她看过的。她打算找个男仆问问，可时间太早，附近没有人。
过了一会儿，她记起来了。经过音乐室，先向右转再向左转。对，这些就是秘书们的房间。那次柯利亚先生正是从对面一间轻轻走出来，吓了她一跳。
她抬起手正想敲门的时候，听见了说话的声音，是男人们在谈话的声音。一时间她踌躇着。假如纽百里先生在办公或在接见客人﹒她要是闯过去，他会生气的。这是他的声音在讲话，然后是另一个男人。接着她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正在谈一些琐碎的小事，然后一阵大笑。纽百里先生又讲话了，这个女人回答了他。
塔里娜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她简直不能相信她的耳朵。她一定是在做梦。随后她同时听见了打字的声音。另外有人也在讲话，还有别人。她听出了这个声音，恰恰是昨晚坐在她旁边的人，在仔细听了他讲话以后﹒她确实知道她既不是在做梦，也没有神经错乱。她听见了她自己的声音在重复她昨晚的讲话。
她停住仔细地听，她简直什么事也不能做。语句一字不漏地传进了她的耳朵，她知道她所听到的一切完全重复了昨晚的谈话。这是晚餐时的谈话。
“我们现在要离开你了。”
这是伊琳讲话的声音。
“别呆得太久，瓦尔特。我知道你们男人都一样，见着葡萄酒就不想动了。”
塔里娜记得，这些话是伊琳、吉蒂和她自己离开餐厅时说的。
这时听到把靠椅向后推开的声音。
“我答应你，亲爱的，我们都急于过来和你们呆在一起。”
门关上了，后来纽百里先生接着说。
“请移到桌子这头坐，先生们，少校，你要点核桃吗？”
“不，谢谢。”
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
“我看你不打算喝葡萄酒，迈克尔。你能帮我一下忙吗？请你顺便下楼到汽车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今天下午留在汽车袋子里的一些文件。我原想让仆人去取的，但它们有保密性质，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当然行。”
这是迈克尔的声音。
“你用的车是卡迪纳克吧？”他又说。
“对。它们在汽车后座的口袋里。我想不到我这么傻，把它们忘了。我真不应该把它们留在那里。”
“那好，你可以相信我，至少我希望如此。”
在迈克尔的声音里带着笑。门关上了。
“这倒是个好借口，把他支使开了。”纽百里先生说。“再晚些时候，等我妻子上床休息后，我们还可以再谈。但是现在我有一点要说明的那就是……”
“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有什么要吩咐我做的吗？”
塔里娜匆忙转过身来。柯利亚先生从走廊另一头他的房间走了出来，一双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眼睛注视。
“我……我正在……找贝利小姐。”塔里娜结结巴巴地说，怀疑他到底站了多久。
“你有信带给她吗？”柯利亚先生问道。
“是的，纽百里太太派我来的。”
塔里娜拿出一张字条，柯利亚先生看了一眼。
“啊，是给戴维逊少校。我知道了，我马上给他去电话。我想，贝利小姐现在正忙着。”
“我……我搞不清她在哪个房间办公。”
“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你只是昨天才来的。”
“是的，当然，”塔里娜同意说。
“那么，行了，一切我会办的，你放心好了，”柯利亚先生说。
塔里娜不知怎么地觉得他的话里有点含糊的恐吓口气，然而主要的是她简直不想跟他谈下去，于是她急忙沿着走廊走开了。当她觉得出了他的视线之外以后，她开始跑了起来。
她跑出这所房子到了花园里，她只在这时才停了下来，好让她那怦怦直跳受了惊吓的心平静一下。说来似乎荒诞无稽，然而听见自己的声音，听见餐桌的谈话，以及柯利亚先生的突然出现都叫她心惊肉跳。
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她靠着玫瑰花丛，稍稍停了一会儿，想猜出其中的道理。在桌子下面有一台录音机！她听说过这类事，但从未想到过它真会发生。在剑桥有个男学生一天晚上对她讲解在俄国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对有点想革命的同志进行检查的，那时他们都笑起来，说要是把所有的话全录下来，该是多么使人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