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做建筑师吧，抄贝聿铭，抄怀特，抄爱历逊，都不会有人揭发。
那天火气不知为什么那样大。
不过，我这个人，动辄光火，已成事实。
也许就是这把火，燃烧我心，使我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一直写了那么多年。
接着一段 日子，我忘记了这件事，继续伏案写写写。
我写得很小心，因为这是我的营生，我尊重我的行业，渐渐有点节蓄了，对稿费不那么计较，可是仍然在写。
当众发生许多事，谁红了，谁沉下去，谁通过人事关系得了什么奖，谁走爱国路线，谁宣传得法，谁告老还乡，我还是写。
一年间只抽得出几个星期空间度假。
五年前办移民，到了温哥华，有点感慨万千，一边苦中作乐，到处逛，看风景。
经过著名的海滩路，看到广告牌上用中文写着“黎志坚建筑师地盘”，觉得这名字好熟，又想不起是什么人，只得说，“华人在温哥华很有点地位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考究的中菜馆吃饭，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那人微笑说：“还记得我吗，我是黎志坚。”
我忙道：“人生何处不相逢。”
原来是他，他是那个怕女儿会成为作家的人，其实他的恐惧是多余的，世上闻名的作家并不比有名的建筑师多。
“能请你过来喝杯咖啡吗？”
他乡无论遇到谁都算是故知了，我说不介意。
在他桌子坐下，我问：“令千金怎么样了？”
他笑笑，“我们还没谢你在她小说上打的评语。”
我问：“她有没有顺利升上建筑系？”
“她已辍学。”
“什么？”
“她说她对学业没有兴趣，中学毕业后决定找事做。”
“你允许她那么放肆？”
“不许也没法子，我们无法控制她。”
我忐忑不安，“她仍有写作吗？”
“有时写，有时停，”黎志坚十分无奈，“看情形她并不知道她要的是什么。”
我深觉可惜。
“孩子不听话，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比较看得开，她母亲则不，好几次逼得她几乎离家出走。”
我忽然问：“这孩子在哪里？”
“她？香港温哥华两边跑，此刻在旧金山度假。”
我笑了，“其实这种优秀的环境最适合培育作家，不知她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黎志坚答：“上次看了你的评语，她哭了好几次。”
我不以为然，“不可能每次都叫人赞不绝口，拙作至今仍叫人诽议，我从来没哭过。”
黎志坚笑。
“没屋住没饭吃才哭未迟，动辄淌眼抹泪，哪里算是好汉。”
黎志坚困惑，“听说你不住劝女读者做好汉，这是正确的吗？”
我立刻责问：“不然做什么，做含羞草？”
他的嘴当然不比我厉害，即时噤声。
“令媛几时到温哥华，请她拨电话给我。”我留下电话号码。
人之患，好为人师，给人意见或忠告，是最最吃力不讨好的事，可是我决定见这个女孩子一次。
我还记得她叫黎祖儿。
刚把房子布置好，黎祖儿的电话来了。
我同她说：“会开车吗，要不要人接？带一篇近作上来，三点半等你。”
她很准时，驾一辆小小红色跑车，还带着糕点，外型比我想像中秀丽，看上去，活脱似个艺术家。
她穿一套自动打皱旧丝绒衣裤，有浪漫气质。
见了我，语气似熟人，我所有读者都当我是老友，真幸福。
祖儿问：“园子里是你的孩子吗？”
“是。”
“将来，也从事写作吗？”
“不，”我很坦白，“最好做建筑师，在工务局找份工作，有得升就升，没得升拉倒，做人不过是一宿二餐，那么辛苦干什么。”
“专业写作是很辛苦的吧。”
“固然是，可是把作品卖出去换生活更加辛苦。”
黎祖儿笑，“你说话同你文字一样。”
我无限感慨，“可是老了。”怕老怕得不能言喻。
黎祖儿忽然说：“我听了你的忠告，现在写小说，不再抄袭他人风格了。”
“那多好，与其用时间精力摹仿抄袭，不如自立门户。”
“可是有人抄完还得奖。”
“人家幸运，各有前因莫羡人。”
她取出一份原稿，放在桌子上。
“你几时重返校园？”
祖儿摇摇头，“我恐怕注定要令家人失望，我不想升建筑系，我只想成为一个作家。”
我小心翼翼地问：“是我令你伤心？”
“没有，你的评语中肯。”
“你爸说你哭了。”
“我年幼软弱。”
“不会因此自暴自弃吧？”
祖儿笑了，“你同我父母一样，是个大学迷，认为人不念大学简直不配讲话，可是社会上贤达有几个是大学生？”
真的，还有人以没兴趣念大学为标榜。
我惋惜，“可是读大学是一种享受。”
“人各有志啦，甲之熊掌，乙之砒霜。”
我与她很谈得来，可是我并没有达到目的，我本想劝她返回校园。
送她出门的时候，我说：“祝你成功。”
“成功的作家？”
“无论你想做什么。”
她笑了，驾着红色小跑车离去。
我再次拜读她的作品，有点讶异，她好象真的开了窍，描写主角的心理状况，十分细致，可是因为生活圈子狭窄，题材受到限制，多读几年书，肯定对她的写作事业会有帮助。
得到她的同意，我把她的原稿寄到香港刊登。
她已经廿一岁，如果想做一个作家，就助她一臂之力吧。
我还替她取了笔名。
黎先生与太太知道了，也许要揍我。
黎祖儿的写作生涯持续了大半年，忽然中止。
编辑追了几次，听说黎氏搬了家，好象到瑞士去了，也就不了了之。
很可惜，她没有持续苦干。
一支笔非要练练不可，不然，多大的天才，也会湮没。
我当然还在写，真要命，才疏志高，永远对作品感觉不满意。
一年圣诞，正在百货公司为亲友挑礼物，忽然有人叫我。
我抬起头，是一位年轻的时髦女性，短发，穿灰色凯斯咪大衣，提着公事包。
我一怔，一时间没把她认出来。
“忘了我了，是黎祖儿呀，我们去找个地方喝杯茶好吗？”
变了，她整个变了，精神奕奕，英姿飒飒。
“久违了，”我问：“爸妈好吗？”
祖儿脸上一沉，“家母去年故世了。”
我张大了嘴。
“我们陪她在瑞士住了一年，在那段日子里，我真正长大，我不再做作家梦，自问也没有那种天份，现在我是卑诗大学建筑系一年生，已在父亲办公室打杂，请多多指教。”
我发呆。
我刚想说，她的一支笔会有前途。
由此可知一个人的事业也受命运控制。
祖儿在母亲病重之际内疚地放弃了志向，重返校园去赎罪。
我们找到个雅致的茶座坐下详谈。
“我的成绩不错，”祖儿告诉我，“老师认为我有前途。”
“以后长住温埠吗？”
“是，父亲已结束香港的生意。”
“那我们可以多见面了。”
祖儿点头，“是，我希望可以到你家来喝咖啡，不过，我现在已经不看小说了。”
“不写，也不看？”
祖儿抬起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无论看同写，都会着迷，走了进去，再也不愿出来，然后，作者与读者渐渐脱离现实。”
我笑，“那要写得很好的小说，才有这样的力量。”
“我知道，要作者先入境，读者才会被吸引。”
我竟与祖儿谈论起写作来。
“作者若站在门外，象观光一样，皮笑肉不笑，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