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你出院了？”她急说，“我送你回去，来。”
我因为自尊心的缘故，坚决不肯。
她笑，“你别孩子气了，我送你一程、有什么关系？”
我才觉得再挣扎下去就小家子气，上了她的车子。
“哪里？”她问。
“不妨碍你吧？”我也问。
“没有的事。”她笑，“这是我的工作。”
我只好说：“勃灵顿街。”
“啊，高塔宿舍，你是理工学院的，”她看我一眼，“年纪轻轻，做了硕士了？”
我只是微笑，她倒是很清楚，高塔只有毕业生才可以住。
车子很快的到了目的地，我向她道谢，她一直很温情很客气——是有这种人的，对世界有无限的热忱希望。
我回了宿舍。那是一个星期日，下午。阳光居然很好，朦胧地照在我的书桌上，有一层金色的灰，一本参考书摊开着。我缓缓的躺在床上，医院里一切都有煮过的、消毒药水的味道，这张床有种亲切的感觉，可是寂寞不变的，我瞪着天花板，每个人照例的出去了，叫我往哪里去呢？自己一个人出去看场电影？到酒吧去喝一杯酒？看见单身的洋女人，带一个到宿舍来么？都没有意思。
我默默的拿了毛巾去浴间淋浴，回房间换了睡衣，强迫自己睡了。
也有同学来敲门，问候一声，就走了，英国人是非常各扫自己门前雪的。我睡在床上，反复思想，觉得人生真止于此，我又不会玩吉他，又不懂打毛衣，所以我没有排解苦闷的方式，我只好发愁。
人是越来越寂寞了，以前活在大家庭里，多么热闹，大伙儿争着败家，明争暗斗，嬉笑怒骂，赌钱抽鸦片嫖戏子娶小老婆，孩子一个个生下来……
这是有钱人的日子，钱花光了，一生也完了，不用动脑筋。穷人更不用动脑筋，没有钱想什么？
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人太讲究上进。不是开玩笑，在家，羡慕我的人还真不少呢。去年妈妈寄一信来，上面写着：“儿啊，让我套大卫王的一句话：‘如今我的指望在乎谁？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看了倒没有心如刀割，只是发了一阵子呆。
呀，我愿意照顾她，可是我没有能力。我怎样能够改变他们的观感呢？
留学好比一个黑社会，没有尝过滋味的人是不会知道内幕的，到过外国的人又有一种默契，心照不宣，也不多语，是以年年有人继续上当。想想真是可怖可笑。现在我因还没脱离苦海，是以只有可怖的感觉。
我仿佛是睡着了。梦中又见到了以前的女朋友。那年她只有十八岁，雪亮的眼睛，贝壳一般的牙齿。我约了她在大会堂等，她是一个守时的女孩子，常常比我早几分钟，她穿一件米色扣布的短裙子，高跟鞋，转过头来一个微笑，我迎上去招呼她。
天星码头的碧海蓝天，如真的一般，我迎上去叫她的名字，然后我便醒了。
我躺在床上，天色已经黑了。应该是五点钟左右，不早了，也该到饭堂去吃饭。
我在换衣服的时候，决定回家后约她出来跳舞。她一直喜欢跳舞。我可以很礼貌的请她出来，跟她说明原委。可以不理她有多少个孩子。
饭堂的饭仍然一样味道，我默默的吃着。隔壁班的玲达见了我，跑来坐在我对面。英国女子什么都好，就是样子贱不好。连茱莉姬斯蒂都有高级应召女的味道。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她说：“你到哪里去了？好几天不见你，躲起来了？跟女朋友躲在房间里。你连学校都没有去，为什么？一向你是最用功的。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告诉你，别担心，什么大事，找个女孩子喝杯酒聊聊天就没事了。我陪你好不好？晤？说好……”
我没有回答，吃完了饭，我说：“我病了几天……”然后就走开了。
我知道她怎么想。我不能管她怎么想。老天，我做人不是做给她们看的，我寂寞，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我风流，我也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我不能展览我自己，我的心，我的肺，我在床上做什么，我在厕所做什么，我与他们无关。
我开了无线电。我只有一只小小的无线电，还是最近买的，贵得很。后面刻着：台湾制造。以前有一只录音机，可以唱时代曲录音带——“心上人，你为何好像水中月天边星？”可是住在外边，被毛贼偷走了。还是女朋友多年前送的，因此气得不得了，可是气管气，人还是不肯回家。气的事多呢。
像财政部长丹尼斯希里，这混球因左翼分子攻击他削减多项幅利，居然对记者说：“他们想昏了那小小的中国头。”什么意思？我最怕人家中国长中国短的，可怕之至了。可是还受着气。
音乐是不错的。
有时候伏在案上做四五个小时，台灯照得脸色发红，背脊多么酸疼，但是功课不能停止，推到明天。
明天又何尝没有明天的功课，逼死命似的天天赶，对于人家房间里日日夜夜大被共眠，进行国际友好行动，春光四溢，我还是妒忌得心痛。我的日子是痛苦与妒忌的组合，找死。
明天又该早起床了。
去上学。
穿着熟悉的牛仔裤、大衣、帽子、手套去上学，对着那些熟烂了同学的面孔，他们恨我正如我恨他们。衣服穿了六个月的冬季，同学对了五年整，终有一日大家会呕吐起来。
我不大等待明天。
有一个女孩子写了段专栏，其中两句名句我是永远记得的——“日出并没有带来希望。日落并没有带来失望。”唉，写得真是好。
有空的时候，我便写日记。
写日记与写信都是最最寂寞的举止。
看电视也是。
做功课的时候常常长叹一声，即使是莱歌惠珠站在门口，我也没有工夫招呼她。但是我多么愿意牺牲功课来陪一个好看的女孩子。
同学们说：“啊，你终于病了，做得太多了。”
说的很是，做得太多了？没有，没有太多，做得太少了，上学放学，走一条弯曲曲的路，到了课室，拿出笔记，一二三开始抄。手像是自动的，跟着流丽的字移动。常常做梦，在考试上把所有的卷子答成中文。
这样子又过了一个星期。
一日放学，到了宿舍，便有人在外找，我下楼一看，是一个女子，我十分惊异，看仔细了，却叫不出名字来，我并没有忘记她的姓名，但是不好意思叫出来。
她笑着迎上来，“我姓云，记得吗？”
“云小姐，”我不好意思，“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呀，你痊愈了吗？”她轻快的说。
我签了名把她请上楼去。她买了水果来看我。
她的热诚是出乎真心的，因此非常大方，她穿了衬衫与呢裙子，头发还是短短，眼睛闪闪生光，她使我有种踏实的感觉，与她在一起，很平安。
她坐了二十分钟，她说：“我们每周有一个聚会、都是年轻人，多数是海外学生，在我家举行，你如果有空，请来看看。”
我心想，如果我去了，成了他们的一份子，就不稀奇了，她对每个人都这么好。
“你是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吗？”我问。
“不不，我是无业游民，整天与小朋友们说说笑笑，就完了一天。我们每周来见一次面：做功课唱歌看电影，很自由的，如果喜欢群居生活，再好也没有了，如果比较爱静，也可以躲在一角看书，没有人会骚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