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静悄悄的，公公一个人在看电视。
我到子兰房门口，她正在灯下发呆，看见我，露齿一笑，表情显得即亲近又疏远，我想到阿雄说她用一张网将自己罩住的比喻。
“我刚刚去看过阿雄。”
“哦。”她漫应著，脸上一无表情。
我有点替阿雄难过与不平。
“他有信给你。”
她依旧面无表情，接过信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放进铀屉，在她拉开抽屉时，我看到里面拢著一大叠同样式样的信，都没剪开封口。
“你不看?”
“没什么好看的。”她的语气中含有极度的轻蔑之意，令我很起反感。本想转身回房去，继而想到阿雄那张清纯盼望的脸孔，不由得又坐下来，试著转变话题。
“阿雄的宇写得真好，跟他人一样俊俊秀秀的。”
“嗯。”
“他好象挺喜欢你的?”
“那是他倒霉。”
我用困惑而略带责备的眼光用力盯著她看，在我的逼视下，她又换上自卫的表情，却有著自知失言的羞惭，停了一会儿之后，她小声地说著。
“嫂，人是会变的对不对?小时候我们是好玩伴，他对我好，我喜欢他，他给我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如今大家都长大了，一切就不同了，他却老是抓著过去不放，多累！”
“我看他不是抓著过去，而是要开展未来。”
“没那个必要，一个人该知道什么是自己要的，什么是不要的。”
“你要的是什么?”
“出国。”她斩钉截铁地说。
“留学?”
“不一定，我的功课不大好，能不能进大学都成问题，还谈什么留学！”她自嘲地说著。
“那你是指?……”
“出国不是只有留学一条路好走呀。”
我再次陷入困惑与迷惘之中。眼前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她到底有著什么样的思想呢?曾经有一度，我以为走进了她心田，有一点了解她，如今却又变得极其陌生而遥远。
“嫂，你觉得我很怪是不?有些话我搁在心里好久了，一直没跟任何人讲过，也没有人可讲。”她吸了一大口气，一副准备说出大秘密的郑重又严肃的样子。
“我恨这个家：恨这里的一切。我讨厌这栋阴沉沉的房子，讨厌这一成不变的生活，讨厌上学，讨厌念书，讨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也讨厌我自己!”
我凝视著她，脸上有著掩饰不住的惊讶与沉重感。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只要有人带我离开这里，跳开这个狭窄的小圈圈，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你怎么能断定别处一定比这里好?”
“我能!我知道!”
“子兰，别那么肯定，你不是说人会变的吗?人的看法想法是随著年龄而改变的，等你长大一点，思想成熟一些之后，可能不这么想了。”
“不会！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她的声音中透著钢铁般的意念，脸上有著无比的坚毅，看来我再多说也无益了，怀著无限怅惘站了起来，准备回房去好好想想。她也站了起来，在我身后小声地叫著：“嫂……”
“嗯?”我猛地回头，热切地看著她，以为她有了什么改变。
“我刚才说恨所有的入，那不包括你在内!”
“是吗?”
“真的，我，我实在有点喜欢你。”她很困难地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了口，我感动地拉起她的手，用力握著，许久，许久，在四目相望中，我仿佛看见她启开了身边的网，我正一步步地走进去。
第九章
乖妻：
这趟船到美国，原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由于船上有两个水手“跳船”，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和情绪。
“跳船”这个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许多老船员来讲，却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谓“跳船”，就是由船上私自逃到美国领土，也就是“非法入境”。上岸后，多半逃到较远乡下的地方，以极低廉的工资做一些种棉花采苹果之类的工人，或是在旧金山唐人街中国餐馆里洗碗打杂，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去投靠亲友，安排工作。由于非法入境，一旦被移民局的人发现，立即押解出境，并且自行负担机票。回国后，还要被判刑，两年之内不准上船工作。所以多数人都躲躲藏藏，过著半逃亡式的生活。其实在那种有如惊弓之鸟的日子里，能赚的钱很少，所过的日子，实在不会比在船上好，并且居无定所，毫无保障，又不一定能按月寄钱回家，常使妻小生活陷入困境，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但是为什么仍然有人不断地“跳船”，不断地逃往美国呢？这多半是受了虚荣心所害，加上各种不符实际的谣传，以讹传讹地夸大形容，总以为美国是金元王国，遍地黄金，仿佛一踏上美国本土，立即就会成为巨富一样。这可以说是跑船人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整个大时代的不幸。
晚上和同事聊天，话题总围著“跳船”打转，大多很自然地提到不久前还上过电视，被渲染成“沼泽野人”，后来在拘留所中上吊自杀的胡度妹，据说他就是九个月前由这条船上逃下去的一个水手。
现在我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
这个胡度妹是大陈人，四十多岁，原本在陆地上做工为生，有七个孩子，由于负担太重，入不敷出，想找一份收入丰厚一些的工作。于是在政府辅导下，参加了船员训练班，并安排到我们公司来当二等水手。
据同仁们描述，他长得十分斯文，皮肤白皙，沉默内向，略带神经质，不大爱与别人交往。起先派他到一艘专跑英美间水路很短的船上工作，才上船三个月，由于思家心切，过不惯海上生活，天天吵著要回去。回来没多久，坐吃山空，生活无著，又苦苦要求公司给他派船，这次就派到我现在跑的这条船上来，依旧是当二等水手。
再次上船后，头几个月情况还好，渐渐地又开始想家、失眠、精神恍惚、心绪不宁；对份内的工作总不能做好，和同事之间也格格不入。碰巧水手长是个有口无心的直肠子，看他整天精神不振，又不好做事，就常常拿他开玩笑，假装吓唬他，说什么再不好好做事要送他回去罗，再不然就要把他扔到海里喂鱼这一类的玩笑话，这本是想激发他工作情绪的话，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完全当了真事。
于是他的疑心日加深重，变得疑神疑鬼，整天都说有人要谋害他，置他于死地，再不然就说有人要修理他，成天魂不守台地象受惊的兔子一样东躲西藏。
到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他变得逢人便磕头，嘴里还喃喃地说著一些饶命、救我之类的话，弄得全船的人都很不舒服。船长看他情形实在不对，就想在下一航次中送他回去，他一听要回去，更加紧张，朝著船长又磕头又作揖，求船长放了他，弄得船长很为难。与台北公司联络后，决定还是送他回去，可能对他身心两方面会好一点。
临行前，船长一再交待代理行的两位职员务必小心照顾，一定要看他坐上飞机才算数。
谁知到了机场，临登机时，胡度妹硬是不肯上他该坐的那班，而要坐另外一班飞往欧洲的飞机。他的理由是这班飞机上有人要谋害他，又说飞机上有炸弹，死活都不肯上，弄得全机的乘客都来看热闹；飞机也因此不能起飞，双方僵持不下，拖了很久，最后机长说不能再等了，请他改搭下一班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