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你说话不老实。”他盯住我，一张脸气得发红。
“哦？”
“刚才你不开门，后来你不接电话，现在又挡我的路。”。
“我有这么坏吗？”我笑了起来。这人不过是个导演，却把人都当猪当狗，看走眼不要紧，风度却太差。
“别开玩笑。”他的脸依然红胀，“我要见黄百成，去通报。”
“我为什么要替你通报？”
“你是他公司的——职员。”他几乎又说出小妹两个字，总算忍了回去。“你有责任去通报。”他得意洋洋。
“华导演，公司职员是替公司做事，不是替老板个人跑腿。”
他呆了：“你知道我？”
“怎么不知道呢？这年头真正有头有脸的人不大上报纸，就是蒋总统也只在国庆和元旦时出现，不过倒也奇怪，越是无名之辈越喜欢出锋头。”
他应该大怒才是，却不料这下子不怒反而笑了。
“你再看什么书？”他问。
“清代名人传记。”
“这年头懂得着传记的人不多了。”、“这年头？现在是什么年头？”我不知道他这可是恭维。
“你说呢？”他回敬我一枪，算是扯平。
我失言，言多必失。
“这本书我看过，我喜欢彭玉麟，大清本来不应该亡国的，真正的历史与教科书上所说的其实有很大距离。”
“你说大清？现在人很少这么说。”我问。
“当然啦，我是旗人。”
“哪一旗？”
“正黄旗。”
又来个吹牛的，搞电影的最喜欢自抬身价，夸称自己是某某王爷之后，若非民国，必早得爵位，牛再吹大一点，还可以登基呢！
我不知这小子在妄想什么，孙逸仙博士革命时未把他打入大牢算是万幸，他该安分拍电影。
“你笑什么？”他问。
“至少拍电影也是一种职业。”我懒洋洋地说。
“你觉得我不正当？”他并不笨，只是太鲁莽。
说俏皮话最怕人听得懂，我恨不得躲到书里面去。
“我走了。”他看了眼工作室的门，“告诉黄百成，我有事找他，明天再来。”、我会告诉黄百成，不过那大概得到明年，他工作太多；如果不好好工作，他会失业。
或者不知被等待也是一种道义的客户追杀。
对于后者，他最有经验。
他是个艺术家，不过他的专才不是在设计珠宝或是其它物事上，他深谙的是“推拖拉”的艺术。
他应该去做官，他懂得个中三昧。
我翻过下一章，看李鸿章，这个民族的罪人！教科书上说他丧权辱国；写教科书的人若生在那时代，生做是他，绝不会比他高明。
李鸿章丢掉台湾时，眼泪洒在太平洋上，又有谁看见？
“越红！”看更伯敲门，“电话。”
“说我不在。”我头也不抬。
“你最好去听。自己快把电话接上，没来由教人爬这么高的楼，你累不累？”他伸进脑袋来说。
打电话这人不知是何方神圣？电话打不通，居然晓得打到门房处，真有点神通。
我下楼接，那边早等得不耐烦。
“越红是吗？”原来是孙国玺的秘书艾葵，她把电话传给了孙国玺。
“今天中午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孙国玺的声育充满了磁性，上天厚待他，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他，连声音都是好的。
“我没空。”我不假思索。
“就我们两个，你妈还不知道我回来。”
他晓得我跟母亲已经半个月没说过话了。真是个聪明人。
“你刚到？”
“嗯！中午我在松石小筑等你。”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翻箱倒柜，再大的胆子我也不敢穿这么邋遢去见他。
他不会恼怒，母亲会。我是母亲最沉重的包袱，任何人只消一眼便能从我身上见到她的过去。如果可能，我知道她希望把我捏死。
我藏在浴室橱柜的秘密武器是一套圣罗兰衫裙，这是我的夏季大礼服，所有重要场合，一概通用。
但当我把我的秘密武器从柜里拉出来时，才发现领圈发黑，前襟有污渍，裙子后摆皱得一榻糊涂。这怪不得别人，我自己懒，穿过了不送去洗，鼠大哥没来光顾已经不错了。
我打电话叫附近的干洗店派小弟过来拿，他们永远能在一小时内把衣服干洗好烫得毕挺，再送回来。
我讨厌任何应酬、宴会，因为那代表我必须花一大笔干洗钱。
钟敲过了十二响，我立刻动身，一刻也不停留。黄百成有麻烦那是他自己找的，与我毫不相干。
他曾指着鼻子骂我自私。
他知道就好。
他的上一任助手连早餐都会帮他准备。我不一样，我不是助手，只是技术工。
他可以在技术上挑剔我，嫌我的模型翻得不好、角度做得不对，其它免谈。
我在冰箱上留了纸条，那是他对这个办公室唯一还关心的地方。
到了松石小筑，骑得我满头大汗，看门人认得我。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穿圣罗兰骑脚踏车。
我也想不到，但我没车钱，连干洗衣服都是记帐。
“老爷来了，在书房等你。”看门人接过我的千里马。
我上了楼，这是孙国玺的私人俱乐部，除了家人、重要的客户，等闲的人他不会邀来这里。
他正在看书，悠闲得很，一点也不像去打了场仗回来。
艾葵上礼拜跟我说过，他这次去纽约，去谈一笔重要生意。
他亲自出马，自然事关生死。不过他这个人有个好处，再要紧的事也休想从他脸上看出丝毫端倪来。
连他结婚都不例外。
他第一次结婚我去了，我还是花童。
他第二次结婚，我也去了，当花童嫌老，当伴娘嫌小，只能做嘉露的临时褓姆。她当时还小，只有五岁，小得不知道阻止父亲娶后娘，天真地告诉我，白纱裙不够好看，爸爸下次结婚她要穿太空超人装。
“越红！”孙国玺发现我站在门口，喊我过去。
“找我有事？”
“有！”
“什么事？”
“我们先吃中饭。”他站起身，打开通往餐室的门。
这间餐室很小，只有四坪大，我还不曾进来过。每回来松石小筑，一家人总在另一个餐厅。
房间铺满了榻榻米，当中嵌了个桌子，桌下一个坑，刚好放两条腿。
和式餐厅，吃的却是道地台湾海鲜。
我沉默地吃着三杯小管、老鼠斑、葱丝象鱼。
“我在纽约碰到了你父亲。”他突然石破天惊地冒出一句。
“哦！”
“你不问他现在做什么？”
“做什么都与我无关。”
“他开了一个夜总会，取名天堂，专跳牛肉场。”
我笑了起来。越明—一我父亲，十年来未踏进台湾半步，却很懂得发扬台湾乡土文化。
“你笑什么？”
“天堂？好名字。”我喃喃自语。
“他很想见你。”
“在天堂？不必了。我不会到那种地方。”
“如果你愿意见他，他可以随时回台湾来。”
“台湾警察也随时等着他。”我不屑地说。越明当年离开我们母女时，席卷了一大笔钱走，俗称这种人为“经济罪犯”。
“父母再错也是父母。”
“他们做他们的父母，与我有何相干！”我不耐烦地回答。
“越红！”孙国玺皱了皱眉，“你这种态度——”
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无论在何处，总有人指责我的态度，学校、公司、社会……
“我的态度不良。”我淡淡池说。
“你可以好一点。”他包容地说。
“谢了，我不靠态度生存。”
“靠你的艺术！”
“技术！”我纠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