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穿着一件圆角的棉祆，双捆边。她实在是十分考究的，这跟在香港有什么两样。
她在写字，一张大大的宣纸压在两条纸镇下，用毛笔大大的写着草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当时我问她，“你怎么写起《大学》来了？”
她抬头一笑，一双眼睛黑白分明，反问：“你要我写什么？逍遥游？”
“至少应该是：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如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她微微一笑，“你看我还是有闲情的人嘛？”
我抖起那张字看，我说：“这么好的字，现在这些人里，也只有你会写了，咱们都不行了。”
“又算什么？”她放下了笔。
我看她。
她的脸上，没有快乐，没有不快乐。她的丈夫是个做生意的人，经济上是过得去的，不过视她为一个颇具姿色的女人，她最最好的优点，他是不会知道的，然而她还是嫁人。一个女人，靠自己双腿站了那么些日子，也该累了吧。
我没有说什么，至少她的脸是祥和的，温柔的，美丽的。
三十二岁对她来说，还是年轻的，皮肤有一种深沉的，蜜糖似的颜色，非常吸引。
我跟她说：“我是乘火车来的，我那辆小车子坏了。明天有一节重要的课要上，得赶回去。”
“真的那么重要？”她问，“我明天晚上差人送你走。”
“不行，那节课非去不可。”我说。
“那么你来了也等于没来，并没有参加我的婚礼。”
“来了就是来了，怎么说没来？我下午五点走。”
她仍然微笑，“我不勉强你。”
“还有，妈妈说他们的礼物押后着，等你回去了才给，因为我在此地不会挑——”
“明白了。”她仍是微笑着。
我觉得她笑得太多了。即使终于结了婚，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如此高兴的。有什么开心呢？结了婚，也不过与所有其他的女人一样。
我坐到五点。
吃了很多点心糖果，从未没吃得这么多。她家的起坐间有落地长窗，草地修得如地毯一般，玫瑰盛放。我默默的注视着这个花园。
到了五点，我说要走。
她送我。如果她真要留我，也留得住的，但何必呢？即使她要留我，也不必待至今日，我不过是她一个不相干的远房表弟而已。
我觉得很乏味。真的白来了。
况且她没有送我去车站，我叫了街车。她站在门口，平房的门口是雪白的，她那件棉袄是红的，我向她摆摆手。她进屋子去。
车子到了火车站，我买了票子，问是哪一列车站，服务员向前指了指，我便向前走，一直走。
一卡一卡的火车，我一直走，一卡一卡的火车。
然后我凭意识上了车，挑了个位子坐下，看看表，五点一刻，车子五点半就开。我闭目养神。真是白来了，她嫁得与所有的女人一样，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庆幸她得到了买主。这使我非常的伤心。
火车移动了，我很疲倦，一小时零一刻钟以后，我可以回到黑池，到我那十全十美的宿舍里睡一觉，然后醒来之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有时候睡一觉可以解决很多烦恼事，我闭上了眼睛。
火车移动着，移动着，移动着。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有希望的。即使她一辈子不嫁，我一辈子不娶，也是没有希望的。况且她也变了，以前她是那种“天缺一角有女蜗，心缺一块难再补”的人物，现在她只求住一间豪华点的平房而已。一个人是会变的，我不能要求她还维持十八岁的模样。况且她不是一直微笑着吗？她一直在微笑。
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表，七点半。
七点半？
七点半！
火车还在动，我跳起来，怎么可能？七点半？早就该到了，火车不过开一个多钟头就到黑池了，这辆车去什么地方？我推开了窗门一看，外面都是黑的，只听得火车隆隆响。我跳起来，抓住了一个服务员问：“这车去哪儿的？”
那人诧异他说：“苏格兰，先生，苏格兰。”一副苏格兰口音。
我的妈呀，我几乎吐出血来，苏格兰，我上错车子了，怎么会到苏格兰来了？我呻吟一下，怎么回去呢？我必需马上下车。
我立刻走到车门去站定，问下一站的地点，结果他们说了一个小镇的名字，我隔了十分钟，便下了车。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什么害怕或是愤怒，也没有心灰。我很少碰到这种事情，迷了路，在苏格兰边境，我要赶回黑池，明天有一节课要上，很重要的，但是我没有着急。很奇怪，我没有着急。
平常我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可是这次我很冷静。我再看看时间，最后一班火车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呢？叫计程车？没有那么多钱。顺风车？站三个小时未必有人载我。怎么办？袋里有十镑。
我站在车站上，风很紧，我拉了拉围巾。
有雾。
我坐在长凳上。
然后我发觉长凳那一头也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是个外国女人。
金色的头发如一幅画般，又如马鬃，飞扬在风中雾中。包在雨衣中的身型还显得纤细。她转过头来，倒是一张清秀的脸，如一个女学生般，大眼睛是一种透明的浅色，是蓝是灰，看不清楚，天色很黑了，路灯又不明。我呆呆的看着她。
她的大眼睛是无可奈何的，幽幽的。
我没有出声。
她问我：“等人？”
我答：“我乘错了车子。”
“真的？你原先去什么地方？”她问。
“黑池。”
“我也乘错了车。两列车排在一起，一辆去黑池，我上了去苏格兰那辆，结果在这里下了车。”她耸耸肩。
我笑了，天下这么巧的事。
她一张脸倒是很清秀的，没有一般洋女人的粗糙可怕，而且没有搽得红颜绿色。我叹了一口气。
我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她说。
“我也在想。”我说。
“你是中国人？”她问。
“是的，中国人。”
“我是英国人。”她说。
“我猜到了。”我礼貌的说。
她的英文很准很好。像是出身不错的一个女人，约莫二十三四岁。不过外国女人很难讲，但凡看上去二十余岁的，其实不过十余岁而已。
我忽然说：“你的头发，像鲍蒂昔里的女人。”
她笑了。“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天气，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说这种话，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我微笑，“我不能哭啊。”
“你打哪儿来？”她问。
“参加婚礼。我心爱的女人结婚了。”我忽然说了实话，一个秘密，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一件秘密，“我很难过，又有点轻松，我不再介意了。她是我表姐，大我十岁。”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很了解的问：“她可美丽？”
“很美。”我淡淡的说，“再也没有更美的了。”
“她一定很美。”她说，“一定的。”
“你呢？”我问，“你在利物浦干吗？”
“我？我到博物馆去。”她又耸耸肩膀。
“做什么？”我奇怪的问。
“很久之前，我认得一个男人，我们来利物浦，在博物馆看过一幅画，叫《但丁初遇比亚翠丝》，后来我觉得寂寞，又回来看这幅画。”这大概也是她的秘密？她也很平静。
“他呢？”我问。
“走了。”
“哪里？”我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