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了公寓，出外散步，走得很远，过了桥，又走回来，我们说着各个画家的画，我坚持着我喜欢的一派，他坚持他一派。
有一段时间，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读美术的学生。
我们为不相干的事争执着，巴黎忽然下雨了。
“天呀，”我说：“我的头发还没有干，此刻又淋脏了。”
我们躲在一颗树下，我把头靠在他肩上。
有一对中年男女走过，撑着伞，很明了地向我们微笑，表示颀赏。
他推推我，“他们以为我们是爱人。”
如果谈恋爱有这么简单，我十分愿意谈恋爱，我并不天真，恋爱是很复杂的，但凡是复杂的事，都有一种龌龃感。
我觉得凉，摸摸手臂。
他问：“几时回去？”
“就这几天了。”
“回去干什么？”
“准备下学期的功课，我们真是长期抗战。”
“有没有男朋友？”他忽然问。
“没有。”
“应该有。”他说。
“真滑稽，什么叫应该有？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反问。
他笑，“没有。”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也应该有女朋友。
“找不到？”
“开头有很多，太多了，很是讨厌，于是决定一个也不要。现在我已经过了‘客串女朋友’的年龄，要找一个真正耐久的，不那么简单，所以先搁一会儿。”
“我也是客串的。”我说。
“不不，你是游客。”他说。
我笑，雨还是没有停，有点象春雨似的，细如油。
我问：“你的法文好不好？”
“不好就要死了，我都住了三年了。”他说。
“我不会法文，”我说：“说来听听，一向认为除了国语，法文是最好听的，你到底是两样都说得好。说来听听。”
他用法文问：“你要我说什么？”
“随便什么。”我说。
他说了一大堆，声音很低，我听不出来，可是我一边微笑，一边听着。
“说了什么？”
他用英文翻译：“在这种天气里，在一个这样被公认美丽的城市，遇见一个可爱的同乡女子，很容易爱上她，然而换一种天气，换一个地方，又怎么样呢，人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
我微笑。
雨停了，我们慢慢走回去。
出来的时候没有锁门，我发觉我的衬衫与裤子都放在他的床上，楼上的小姐真是一位可爱的小姐。
但是我身上的袍子又脏了。
他说：“没关系，这次我帮你洗好了送上去。”
我摸摸裤袋，那一百法郎还在。
“你今天快乐吗？”他问。
我努力的点点头。
我抬头看我的红汽球，氢气漏了一点，它下降了一点。快乐要适可而止，不要象这汽球，等它的气全漏光了，才放手，就没有意思了。
他是一个漂亮的人，但是换一个地方，又怎么样呢？大概是不行的，很少有国际性的人，通常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地盘，就变得失措无常了。
我借他的洗手间换了衣服，拿起他给我画的速写。
我道别。
“夜未深，”他说：“你知道，巴黎人痛恨睡觉。”
“该走了，”我说：“我没有资格做巴黎人。”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我会叫计程车。”我说：“而且雨已经停了，明天我要出去买一把伞。”
“我替你叫车子。”他说。
他陪我下楼，叫了计程车。我站在车门口，看了他很久，他的长裤的裤管已经湿了，凭他的习惯，这条裤子又该换了，一个很修边幅的艺术家。
“谢谢一切。”我说。
“不用客气。”
“特别是这张画。”我说。
他微笑。
我上了车，走了。
回到酒店，把那张速写藏在箱子底下，非常宝贝的样子，他真的画并不是这样的，这不过是为游客而作，六十法郎一张的货。
我又微笑了。
第二天又是个下雨天，可是我没有去买伞，我没有上蒙马特，我叫了车子到奥利机场，我飞回伦敦了。
我把汽球漏在他家里，但是汽球的生命很短，不打紧，对他来说，不算是一种负累。
我觉得这么多次数来巴黎，没有比这一次更开心的了。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在香港碰见他，他穿得西装笔挺，在中环，自他父亲的广告公司出来，我会向他挤挤眼，说：“喂……”假如我们还记得对方的话。
回到了家，经过暑假，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把那张速写镶了框子，挂在床头。
同学们见了，总是很了解的样子，“噢，蒙马特的货色。”
我微笑。
又过了几个月，由校方转来了一个极大的包裹，一看就知道是一幅画，上面贴满巴黎的邮票。校方责备我说：“这包裹真是烦死人，又没有姓名，又不能退回，只是说：‘中国小姐，法科，伦敦大学，’法科有十多位中国小姐，都说不是她们的，这是不是你的？你可以拆开来看看。”
我知道是我的，脸上泛起一个微笑。
校方说：“以后叫你朋友寄东西，写得清楚一点。”
是一幅真的画。
那是我，一件长袍，站在树下，头顶一道虹，背后一个灰色的占姆士甸，他手中拿着正义女神的天称，我的左手拿着一只蓝汽球，右手做一个OK的姿态，是一幅极好的半超现实画，写尽了我的矛盾。
我把那么大的一张油画按在胸前，热泪滚滚的流下来，这真是一个知己。
看看邮戳的日子，这张画是航空来的，可是因为辗转的关系，经过两个月才到我手里。由此可知他是在我走了以后，马上动手画的。
画上没有签名。
我马上把画挂在那张速写旁边。然后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到苏邦大学去。我没有他的姓名，可是我附着我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到底是念法律的，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冲出去把那封信寄了。
那幅画得到了同学们的激赏。甚至有美术系的人跑来看。
我的脸被画得很美。
他们都说：“这可不是她？一天到晚嚷法律闷，可是年年考了第一，升了级，年年说念不下去了，眼看就会毕业，整天与教授吵架，可是功课准时交，到了图书馆，专门看画册，好象很反叛的样子，其实最妥协，幻想力又特丰富，情绪不稳定，说老实话，这个人是再了解你没有了，不然怎么在一幅画里全表达了出来？”
我不响。
我在等那封信的回音。
可是一直没有等到，也没有退回，我在信封上注明了姓名地址，但是一直没有被退回，他到底有没有收到信呢？我不知道。
我等了很久，等到我毕业，还是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放弃，对于一个艺术家，要求不能太高。我抱着那张画回家，挂在房间里。
有朋友来看见，都说好，他们说：“怎么没有署名？”
有一天，他成了名，我会知道他是谁吧？
有一天，我成了名，他也会知道我是谁吧？
以后我毕业竟没有再去巴黎。巴黎要年纪轻去才好，年纪大了，眼光就不一样了，没意思。象那一年，我才廿一岁，法科三年级学生，穿破裤、破衣服、破鞋，一身臭汗，碰见那样一个人，才有意思。
我也不是国际性的啊，到巴黎，穿破衣服，到香港，穿巴黎时装，谁知道呢？
后来的朋友只是说是一张漂亮的画，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变了。我想我是变了。
但是我记得巴黎，巴黎对我来说是再熟没有的一个地方，从蒙马特走到圣米雪儿，可以走上三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走累了，可以随时坐在地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