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媳妇很热情，一直站着为三姑六婆布菜，并不介意人家怎么看她，反正是客，又不打算同我们过一辈子，但大表哥却不满于她这种美德，这种媳妇在他家用不着，他要的是一位香港小姐，在儿子拿到专业或博士资格后才同她结婚。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现在我们专等这对小夫妻生孩子。
在外国出生的华裔孩子们是有个印子的：皮肤很好，身体很壮，粗犷，疯，快活，不再会中文，也不在乎。
我忽然明白为何外国人不肯跟那位先生前往北美，太浪费了，要那么细致的女子，抛弃所有才情，反璞归真，若不到生死开头．她是做不到的。
光是一件牛仔裤自三岁穿到七十岁就不可能。女孩子应该常常有机会穿水彩颜色的沙裙。外国人一到外国，特色展览不出来，也就好比终身穿牛仔老布裤。
奇怪的是，欧美的唐人无论住大城或是小镇，除非是学生，或是带着三百万美金过去做寓公之辈，衣着总是随便过度，透着狠狈，没法度，入乡随俗。
外国人早看穿这一点。尽管她肯做亲友的移民顾问：如何打包，如何寄箱子，但她除了出差旅行，没动过其它念头。
丈夫说；“真本事，要紧开头都没有商量的人。”
我始终怀疑一个女人不可能如此自给自足，她一定有个秘密情人在某处。
在他面前，她也使小性子，发脾气、撒娇、抱怨、诉苦、胡调、哭泣、欢笑、吹牛、自负、沮丧、悲观、落寞、低寂及孩子气。
我们看不见的事，并不见得是她不做的来。
她不过处理得好，七情六欲不在公众场所展露。这才是她至高至大的本领。
丈夫对我说：“大儿明年升中学，你考虑一下，看是否要把地送出去。”
“我不舍得。”
“总要出去的，我对本市的教育制度没信心。”
“才十二岁哪。”
“男儿志在四方。”
“我同外国人商量一下。”
“现在咱们家逢有事便找外国人做顾问，她自己万一有事，找谁商议？”
“她？”一我发一阵子呆，“她那么强，她自己会想得通的。”
“这太不公平了。”
“是，我也知不公平，但是谁敢替她出主意呢。”
“给你作外国人，你做不做？”
我拼老命摇头，“不做不做，但我喜欢有她这么一个亲人，强壮而理智。”
丈夫笑。
是的，我们来不及的把私事向他倾诉，求她解决，却从不问及他的需要。外国人嘛，同我们的需要自然有些不同，这个绰号不是白白得来的。
唯一可做的，便是做吃的让她享受。
我遗在编织件兔毛毛衣，准备在稍后送给她。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是个没有身分的女人，一个平凡的小家庭主妇。
我是中国人。
她是外国人。
分别就在这儿了。
我不肯做她，她不肯做我，然而外国人与我，是永远的好朋友。
作家
大成是作家。
他在写作的时候，用一个很漂亮的笔名，大成不过是他在家唤的小名。
我自小认识他，所以知道他叫大成。
他的新朋友，都叫他峻峰──他的假名、篆名、写作人所用的艺名。
大成有一年没有新作面世了，说来话长，都是因为被书评家害惨了的缘故。
他们称赞地，捧他，但往往在评论后加一句：“峻峰原来可以成为严肃作家……他可以变得更好，他应该选择比较严肃的题材。”
峻峰说，作者都希望变得更好，所以当他赚了一点钱，为求进步，便把工作停下来，思考严肃的题材，冥想，旅行，以求进步。
评论家把他的行踪报导出来，猛赞他清高飘逸，是文坛将来未可限量的栋梁。
真坑了他。
大成是个天真热诚的人，人家批评他，他全相信，人家称赞他，他也全接受，情绪很易被不相干的人左右，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
我是一个顽强的人，人家说什么，我就算在乎也断然不会给人知道我在乎，何况我是真的不在乎。
但又出乎意料，我与大成是好朋友。
我做电脑，他干艺术，但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的感情，好比兄妹。
这一年来，他不住的流浪，找寻独步单方，参加很多活动，但是没有写作。
他也与我谈过很多次，有关他写作的前途。
我觉得他在廿七便名成利就，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事，他应当写下去。
写作人最要紧的事，便是坐下来写。
他会说这是外行人所说的话。
我与他争论过多次，但我无法说服他。
我说：“你有你的读者，我见你在路上都有读者抓住你要你签名。他们喜欢你目前的作品，何必改变方针？”
他说：“求进步。”
“写穷人的生活便是进步？真荒谬。社会一般人都安居乐业，为什么不能写小资产阶级？”
“我没有说要写穷人，何况贫苦的阶层也有资格入小说。”
“然，很多社会小说也很好看，”我同意，“但是我更喜欢你的作品，反正爱穷的人可以一直耗下去，爱繁华的人可以照旧。但，请记住，这不过是生活方式，穷与气节高尚并无直接关系，手边有节储也与虚荣无关。”
“对于科学家来说，当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文学作风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穷是不是？住到山边垦荒去才有诚意。”我笑。
大成一辈子活在大城市中，家里做小生意，只有他这个儿子，念中学时就爱写作投稿，进大学已经出书成名，他始终有种不满足，十甘心做一个流行作家。
他大概想留芳百世。
有些人在无意中就做到了，我相信曹雪芹这类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抱住要扬名后世的意念，相信杨振宁在做研究时也没有握拳疾呼我要成名。
一切是果不是因，却是无意中得来，似大成这般到刻意要突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不一定会成功。
这些论点我也同他说过了。这也许是我们两个人讨论过的唯一严肃的题目，枯燥得要命。
我最讨厌严肃，不是说平日做事吊儿郎当，但下了班谁不要轻松一下，还牵涉到社会大问题干什么，没的头痛。
好几次都是我自己举起双手投降，“不说了不说了。”
但是他不肯再与我出去吃饭跳舞，他努力钻研学问，买了一大堆硬皮英文书来细读。
我又弄不明白了，读南美洲作家的作品，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帮助？我们住在亚洲，黄皮肤黑眼睛，天南地北，去读那种枯燥的作品干什么？
“你懂什么？”他摆摆手生气“对你来说，阅读不过是消闲。”
“嘿！”我冷笑，“阅读还能帮我什么？你能从诗集里找到什么？不过有些人搓麻将，有些人阅读而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做大事的全是科学家，科学家奠定社会文明，艺术家才得有机会做些锦上添花的琐事。”
“你与你电脑去跳楼吧。”
“没有电脑，你在银行排队要站大半天。”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与他作一个鬼脸。
后来他出发去旅行，选的地方是巴黎。
“那不行”我加插意见，“巴黎是文明社会，有自来水供应，不够严肃，不作数，人家照样看不起你，住上十年也是个流行小说作家，你得选一些不毛之地，越苦越好，连厕所都没有的地方最妥当。”
大成追着我来打。
其实我说的都是实话，谁让他要走一条严肃的路呢？干革命的人哪有资格享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