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板叫布朗先生，英国人。伊的英语带着乡下口音，他块头大，而且近四十岁，已开始发胖，一套三件头深蓝色西装紧紧绷在身上，大概是七八年前缝的，已经少了三个号码，但他仍依希望可以再穿三年，背心包着胃，裤腰包着肚腩，袖子已磨得起镜面。
我进他房报到的时候他正在除外套。转过身来欢迎我，伸手与我握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衬衫腋下一块黄色的汗渍，不知有多少天没洗了。
我忽然想到涓生的朗凡凯丝咪西装与乳白威也拉衬衫。
我从没见过这么寒酸的男人，一刹那呆怔怔的。
他为我介绍同事完毕，交给我一篇中文，指一指角落的一张小写字台，叫我过去坐着翻译。
一个后生模样的孩子把纸与笔放在我桌上。
其他的同本低着头默默地抄写、工作，也没与我说话。
我坐下来。
生命中仿佛失去十三年，我在做二十一岁时放下的工作。
我努力逼退心中的凄酸。
午饭时分大家凑钱买饭盒，我也付出一份。有同事递一只纸杯子给我，我倒了茶，喝一口，觉得只有茶的颜色，没有茶的味道，一阵涩味，这叫做茶？我默不作声。
一个胖胖的男同事自我介绍，“我叫陈总达。”
“叫我子君。”我与他握手。
陈总达似乎格外的和蔼可亲，“欢迎加入我们部门，慢慢你就惯了。”
一个女孩子说：“陈先生又不是我们的行列，他是电脑部主管。
布朗也是主管，那么陈也是老板级，上司还这么寒酸，咱们这些伙计更加无地位可言。
饭盒子送来，大家围在一起吃。
我略略吃几口，想到家中阿萍煮的三菜一场，老被我嫌——“阿萍，又是鸡汤？弟弟不爱喝鸡汤。”“阿萍，先生最恨药芹，你跟官不知官姓啥！”
想到自己的嚣张，我忍不住微笑。
同事看样子都很斯文，当然，一两日间难以清楚底蕴。
工作乏味而繁忙，一星期后我略有眉目。布朗叫人做事如舞女做旗袍，非改不可，他自己挥舞红笔，将下属大作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新写过，但是他自己又不肯动笔，如果由他一手写就，未免太寂寞，改人文章，自己存着一股威风。
可怜的小男人。
每天下班，我如打完仗一般，出生入死，各色人等都要放软声音服侍，实是很劳累的一件事。
露丝职位虽比我更低。气焰比我高张，一把尖喉咙，因是熟手，趁着告诉我女厕在什么地方，后生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呱掭瓜掭，唯恐天下不知新同事的无能。
我因为过度震惊，故此目无反应，任人鱼肉，凡是谁不高兴的琐碎工夫，都住我头上推。
我无所谓，我还争什么呢？要争我不会跟辜玲玲争？
那个胖胖的陈总达特别和蔼，看出我是生手，事事指点我。
光是翻译也很噜苏，许多专门名词要到各部门查询，一等便一个上午，下午通常出去开会，做跟班查货看货，有时六点也走不掉。
下班仍可去看平儿与安儿。
安儿为出国的事忙，我讶异，才十二岁多一点的女孩子，一切井井有条。
涓生陪安儿去加拿大领事馆办妥手续，在温哥华选中了一个寄宿中学。
安儿告诉我：“波姬小丝走红的时候，也不过只有十二岁。”
但是我们家有一只旧闹钟已经十五年了，是我念初中时用的，十二岁的小女孩怎么可以独立呢？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为了送安儿到飞机场，我告一个上午的假。
安儿没有带太多的行李，她说父亲给她许多现款，她不愁没有衣服穿。
她太懂事，我反而觉得凄凉，鼻子又酸又涩，声音浊在喉咙中。
如果她已经十七八岁，我会心安理得，到底还小．我终于用手帕掩上面孔。
安儿答应暑假回来看我。
涓生在飞机场见到我，迟疑一下，走向前来与我说话。
“如何？生活还习惯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想了很久，我中肯地说：“刚开始，还不知道。”
“听说你找到一份工作？”
“是的。”
“记住，别人做得来的事，你也做得来。”
我说：“唐晶也这么说。”
他仿佛尚有活要说，我却转身离开，他也没有叫住我。
回到公司，同事们已吃过午饭，我吃一个苹果充饥。
陈总达走过来说：“当心胃痛。”
我抬起头，牵一幸嘴角，算是打招呼，不言语。
“咦，你哭过了？”他毫不忌讳地表示关心。
我还是不出声。
他把脸趋近来，陈总达并不是美男子，我连忙退开一步，还是与男同事维持一点距离的好。
事实上他的外型很可笑，有点头大身小，一张脸上布着幼时长青春痘时留下的斑痕，架一副老式玳瑁边的眼镜。
陈总达外型非常老实，也非常勤力，自中学毕业，近二十年间便在这所大机构里做，升得不比人快，但总算顺利，所以他也有一股自信。
他对我的关心我不是不感激，但是我不认为他可以帮我。
“哭了？”陈总达锲而不舍地追究下去。
我奇怪，平日他也是一个很懂得礼貌的人，不应问这么多的问题。
我只点点头。
“不要为泼泻的牛奶而哭。”他说。
忽然之间运用一句似是而非的成语，我只好笑了。
他说：“不好的男人因他去，你自己坚强起来才是正经事。”
我怔住，随即吃惊。我看错陈总达了，老实的表皮下原来是一个精密的、喜欢刺听旁人秘密的汉子。我来这里才一个月，他怎么知道我的事？从刚才的两句话听来，他对我的过去仿佛再详尽没有。
我有点失措，随即继续保持沉默。
说话太多是我的毛病，总得把这个吃亏的缺点改过来才是。
他肥脸上充满诚意，轻轻说：“离婚在这年头也是很普通前事，不必挂在心头。”
我非常好奇，想问：“你到底还知道多少？”
送别安儿的悲怆一下子减半。
“你不要误会，同事之间应该互相关怀。你的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大机构里传言与谣言最多，每个工作人员的嘴巴都喳喳喳不停，”他微笑，“但我分得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是吗？”我温和地敷衍他，“好本事。”
那个下午布朗先生把我写的报告全数扔出来，评语是：“不合格式”，我莫名其妙，正在这个时候，薪水单发出来了，找看一看纸上打的数目：四三二零，不知怎地，手发起抖来。
这不是血汗钱是什么？这跟祥子拉洋车所得来的报酬有什么分别？我万念俱灰，不禁伏在办公桌上。
同事见我如此难过，也不问什么情由，只装看不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毕现，今天总算叫我看到，也不没有什么伤心，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悲愁又有什么用？”
我把报告的格式先往看一次，然后依足了条文，原封不动地抄了给布郎。
女秘书提醒我，“他不喜欢人告假，这次是给你下马威，你要当心。”这样的警告已算难能可贵。
我默然。
从一个西医的夫人贬为小职员，不是人人有这样的机会，我神经质地笑。。
下班时分，陈总达跟我说，“要不要去喝一杯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也闻说过，放工后可以到一些酒吧去享受一下所谓“欢乐时光”。那时的酒特别便宜，气氛特别好，是打工仔的好去处。不知怎地，我有种乐得去见识见识的感觉，于是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