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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一切故事都是在飞机上开始的。

  我喜欢飞机上开始的故事。

  身边坐着位太太,非常富态,十分雍容华贵,身穿名牌套装,脖子上挂着一串每颗直经5厘米的珍珠,滔滔不绝地向我发表伊对于世物的一切宏论,虐待我之双耳。

  “真不容易,”她说,“做人真不容易,苦得要命。一落娘胎,先要看看有没有残疾,全身健康,又想相貌漂亮,最好聪明,又要会得读书,更要懂得与人相处,还有还有,最重要肯挣扎向上,但千万不要乘错飞机,否则来一趟失事就一了百了,开车还要小心,连过马路都错不得,更不可惹官非……真正活到四十岁不容易。”

  我看她一眼。

  她略略不安,“我意思是,活到四十岁不容易。”她不知试图掩饰什么。

  此地无银三百两,女人在这种地方最看不穿,谁会猜她四十岁?恐怕近五十岁了。

  她继续说下去,“唉,做我们这一代女人不容易……”

  我们?

  “你看看,如今这一代女性多放任,多自由,差了十年,只差了十年,‘我们’便似上了手镣脚铐似的,你说是不是?”

  我不响。

  飞机已接近香港。

  我心毫无欢意。

  “可是也有好处,‘我们’是纯洁的,站在太阳底下,我同自己说:我是一个纯洁的人,比那些心里藏奸,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不知幸福多少,我们人品是上等的,‘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不由我们放肆。”

  我疲倦地合上眼睛。

  “‘我们’——”

  我蓦然回首,“不要再说‘我们’了,太太,我已经公开承认我已二十六岁,我怕把你映老。”

  她一愕,听懂了,立刻被得罪,紧紧地闭起嘴,眼睛看向窗外,不再理睬我。

  我真后悔。

  为什么不早在十五小时之前得罪她?反正她总要生气的,我就不必双肩滴满耳油,听多几十车的废话。

  我只不过是要保护我的重要器官之——耳朵而已,然而她还是被得罪了。

  人一旦要坚持他是纯洁的或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理由都可以成为他的支持。

  到了。我的老家到了。

  曾经发誓不要再回来,事隔七年,还是回来了。

  飞机缓缓着陆,我心也越来越低落不快,几乎想原机掉头回去。

  勉强振作精神,挽起手提行李,我步出机场。

  母亲偕司机在等我。

  我们在去年见过面,但她尚细细打量我,面孔上带一个宽慰的笑容,“又长高了。”

  我不禁觉得好笑。老说我长高,其实我自十二岁后并未长高过。

  “行李呢?”

  “哪里有行李?就这么多,谁耐烦轮候行李。”我拍拍手。

  新司机是个中年人,看不出真实年龄,约莫四五十岁。

  “小姐,”他说,“我是阿莫。”

  我朝他点点头。

  “父亲怎么样了?”我问。

  “现还在家里休息,不过一直吵着要回公司。”

  我问母亲:“陈伯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讶异地说:“陈伯在三年前过身,你不知道?我们忘了向你提起?”

  我震惊得如五雷轰顶,“他强壮得似一条牛,去世了?什么病?”

  “心脏病。”

  父亲也是心脏病。我不响了。

  在等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母亲抬起头,“咦,那不是祝太太吗?”

  我也抬头,真是冤家何处不相逢,这不是坐我隔壁的太太吗?

  我连忙往母亲身后躲。

  母亲并不知首尾,拉我出来见客,“祝太太,这是小女韵娜。”

  祝太太本来花枝招展地迎上来,一见是我,面孔上一阵青一阵红,终于忍不住,一昂首,便上了她家金光闪闪的豪华房车。

  母亲莫名其妙,“怎么一回事?”

  我解释,“她坐在我旁边不停地说话,被我抢白,她可生气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母亲大惊失色,“你有没有向她道歉?”

  “道歉?有什么好道歉?”我自若地说,“像她这种女人,不知几喜欢有人得罪她,好挟以自重,骄之亲友。”

  母亲白我一眼。

  老莫慢动作地把车子开过来,是一辆日本房车。

  又一宗意外,“我们的平治呢?”我问。

  “卖掉了。”

  我惊问:“我们穷了吗?到这种地步了?”

  “这孩子!二十六岁的人还神经兮兮,叫人听到算什么?咱们王家几时有过什么钱,又怎么会穷下来?”

  我点点头,“否认,全盘否认,最聪明的做法。”

  母亲解释,“总共才我同你父亲两个人,排场那么大干什么?现在他身体不好,我们都不大出去了,这派头也不必充了。”

  我不以为然,“开一辆平治也不算是派头,满街都是。”

  “老头子老太婆不论这些。”她感叹说。

  在车中我们尽说些不相干的话。

  “咦,怎么往郊外驶去?”我问。

  “因你要回来,我们搬了家。”母亲的语气很平静。

  “老房子呢?”

  “卖了。”

  不想我看见老房子。

  一片苦心。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沙田。”

  “沙田?”我怪叫起来,“沙田变成这样?”

  “有些地方还要发展得好呢。”母亲笑说。

  一副贸易拓展局局长的态度。

  我紧握她的手。

  “一个人在外头做事,惯吗?”母亲问。

  “做学徒,又不是担大旗,挺有趣的。”我说。

  “你早些回来倒好,可帮你父亲做账。”

  我笑,“做假账。”

  “你怎么一脑子古怪的思想?”母亲甚觉不安。

  做人便如做一笔账,岁月添增一项项债目及收入,要平衡谈何容易,又有许多无名肿毒的烂账,不知何年何月欠下不还,一部部老厚的本子,都发了霉,当事人不欲翻启。

  又有些好事之徒特别爱替人算旧账,不知什么道理,总希望知道对方开业以来的所得所失……

  母亲握着我的手,“你还打算回去?”

  “当然,”我说,“待爹爹好些,我便回去。”

  “是辞了工来的?”

  “不相干,以我这么低的要求,什么工都找得到。”

  “你上次见我们时那位足球健将呢?”母亲问。

  “谁?”

  “那个姓蒋的男孩子。”

  “哦,那个。”

  “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

  “你现在不同他走了吗?”母亲紧张地问。

  “妈妈,你真唠叨,完全像个老人家了,人家夏梦同你差不多年纪,你看人家多美多时髦,咦,到家了。我说。”

  我先推开车门跳下去。

  我不经意地抬起头问老莫:“几楼?”

  “十二楼。”

  “地方有多大?”

  老莫笑说:“小姐上去便知道了。”

  妈妈追上来,“等等,等等。”

  我拉着她一起上楼。

  父亲穿着运动服在大门口等我。

  我与他拥抱。他气色看上去很好,病发云乎哉,不过是用来要挟我归家的借口。

  我同妈妈说:“当心啊,你瞧爹爹还这么雄姿英发。”

  妈妈无奈地说道:“这孩子有点疯疯癫癫的,整个人变了。”

  爹爹凝视我问:“是不是有点紧张?”

  “我以为你是病人,所以特别紧张,谁知看上去什么事都没有。”

  我到处乱走,新公寓也不小,比起以前的房子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一直怕回到以前的大宅,如今知道没有这个恐惧,反而怅惘起来。

  我站在露台上很久很久,父母并没有来叫我。

  他们的过分体贴令人难堪。

  我看着屋脚远处仅余的一块荒田,凝视良久,终于回头,一个年轻的菲律宾女佣给我递上一杯茶。

  我又忍不住问道:“一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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