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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我们像兄妹。”他说。

  “兄妹?”我笑,“有这么好的哥哥?或有之,余未之见也。”

  他又不出声了。能与佑森有不停的对白,那真是奇迹。与他说话像断成一截截的录音带,不连续。

  他问:“你为什么这些日子都不结婚?”

  “我?”我说,“没碰到适合的人。”

  “你要求别太高。”他说。

  “我的要求高?”我摇摇头,“我找对象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他只要爱我,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两人思想有交流,兴趣有共同点便行了。”

  “这还不难!”他笑。

  “难?每个女人择偶条件都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分别?”我气不过,“佑森,你说话难免不公平。”

  “可是要维持你的生活……你的肥皂都二十五元一块,对你来说,坐日本轿车是最大的折辱,谁敢叫你挤公路车?真是的!”他笑。

  “佑森,你别在我面前倚老卖老。”我笑着拍打他。

  “你这个人,我第一次见你,就差不多让你折磨死。请你跳十次舞,你都说脚痛,跟别的男生跳得龙飞凤舞。”

  “你真是小人,”我笑,“记仇记两百年。”

  “你一直嫌我土,是不是?那时候嫌我的裤管不够宽,现在又嫌我的裤脚不够窄,可是我老搅不通这种千变万化的玩意儿,展翘,我真是惭愧。”

  我不好意思,“你还耿耿于怀做什么?当年意气风发的小女孩子如今也老了,女人三十,真是无耗无扇,神仙难变,事业无成,又没有家庭,你看我这样子。”

  “然而在我眼中,你永远是当年十五岁的样子。”他留恋地说。

  “佑森,你真是活活就停止了,把头抬高一点,外边不知道有多少漂亮的小女孩子,很乐意陪伴你。”

  佑森把手放在口袋里。“你的语气跟我父亲一样。”笑笑。

  “你母亲早逝,他为你担足心事,结婚也好。”我停一停,“我也想清楚了,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再恋爱得轰动,三五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下班后大家扭开电视一齐看长篇连续剧,人生是这样的,佑森。”

  “既然你想穿了,为什么你不结婚?”

  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好人也会来这么阴险反招,我不知如何回答,招架无力,只好闷声大发财。

  他送我回家,在楼下,我问他:“下星期六呢?”次次都是我问他。

  “你是长周还是短周?”他问。

  “长周,连两个长周。学校要编时间表,故此短周改长周。你星期五打电话给我吧。”

  “好的。”

  “你知道车站在什么地方?”我问。

  “知道。”

  “佑森,买一部小车子开开,那么我们可以去游泳。”

  他微笑,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回到楼上,没事,不想睡,坐着抽烟。

  为什么不早点投入看电视长篇剧的行列?我不知道,也许我觉得一起看电视也得找一个志趣投合的人。而这个人是这么的难找。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我有生的时日内是否会遇见他?

  我按熄香烟,扭开电视,看到Muppetshow中鲁道夫纽路叶夫与猪仔小姐跳起芭蕾,笑得几乎昏过去。

  上床看武侠小说,作者提到《三国演义》中许褚赤膊上阵,身中两箭,评书人注解:“谁叫汝赤膊?”我又大笑。

  不知为什么竟有这么多好笑的事。

  可是又有什么是值得哭的?我既非失恋,又役失业.下个周末的约会也订下了,我有什么烦恼?头发又未自,脸上又没皱纹,我哭什么。

  然后我就睡了,一宵无话。

  做了个恶梦,看见母亲眼我说:“看你怎么没嫁人!”做恶梦与现实生活一模一样。

  奇怪,小时候老梦见老虎追我,一追好几条街,或是掉了一颗牙齿,或是自悬崖跌下来,种类繁多,醒来松一口气,还没洗完脸就忘了,现在的恶梦连绵不绝,都是现实环境的反映,花样都不变,好没味道。

  第二天还是要工作的。

  女学生们在说生物课:“记得几年前我们做青蛙实验?青蛙死了,但是碰一碰脊椎神经,四肢还是会动弹,有些人活着也是没脑袋的,只是脊椎神经在推动他们的活动。”

  我想到张佑森,他是标准的脊椎动物,拨一拨动一动,坐在我客厅中看电视看到八点半起身告辞,连的士可音乐节目都看进在内。

  我的学生比我聪明。我低头改簿子。她们喜欢在作文的时候闲谈,只要声音不十分大,我由得她们。

  我又听见另一个小女孩说,“某次有个男孩子约我看戏,我去了,看到一半,看不下去——”

  “为什么?”另一个问。

  “描写男人同性恋,恶心。”

  “呵。”

  “于是我说要走,假意叫他别客气,继续看完场,谁知道他真的往下看,散场还到我家来按铃——你说有没有这种自痴?”一阵银铃似的笑声。

  “有,怎么没有,还有人一年不找我姊姊,忽然向我姊姊借车呢,我姊姊说:车子撞坏了怎么办?那人说:你那辆又不是发拉利,有什么关系?气得我姊姊!”

  我把头抬一抬。

  一整班忽然鸦雀无声。

  我说:“在班上交掉作文,回家不必再费时间。”

  我顿时听到沙沙的写字声。

  我叹口气,走到窗前去站着。课室还用着竹帘,可是现在古老当时兴,阳光透过细细的竹帘射在我脸上。我眯起双眼,不用照镜子,也知道眼角有多少皱纹。

  放了学我到弗罗赛太太家去喝茶。

  弗罗赛太太是我从前念中学时的英文教师,今年五十多岁,我一直不知道她国籍是什么地方,她早已自认是中国人,能说很好的国语与粤语,但也喜欢讲英文与少许法文。

  她喝茶的习惯倒是纯英国式的,一套银茶具擦得晶亮。家里有个佣人帮她把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白纱窗帘还是从布鲁塞尔带回来的。

  夏天的下午坐在她家中很宁静,多数我藉口向她倾诉心事。

  这次她温柔地说:“我亲爱的,你想得大多了。”

  “这是因为我不了解生命。”我轻声说。

  “亲爱的,生命只供你活下去,生命不必了解。”

  “但是,”我握紧她的手,深深叹口气,“但是我觉得困惑。”

  “你睡得可好?”她问我。

  “并不好,我有服镇静剂的习惯。”

  “现在根本买不到,”她诧异,“政府忽然禁掉镇静剂,你怎么还买?”

  “总有办法的,”我说,“鸦片禁掉百多年,现在还不是有人吸?”我苦笑。

  “这不是好现象。”她拍拍我的手。

  “我在半夜醒好多次,第二天没精神。”我说,“所以非服食不可。”

  “你是否心事很多?”弗罗赛太太问。

  “也不算是心事,有很多现实问题不能解决。”我答。

  “经济上你不应有问题,是爱情吗?”

  “是的。我的烦恼是我没有爱情烦恼,你明白吗?”我问。

  “我明白。”她说,“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谈谈?”

  “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这些话,他们从来未曾帮我解决过任何问题。每夜我都做恶梦因小事与母亲吵。你知道的,我念中学时便与你说过这些问题。”

  “你身边不是有很多年轻男人吗?”她微笑问道。

  “我不喜欢他们。”我说。

  “一个也不喜欢?”

  我摇摇头,“不。”

  “每个人总有长处。”她还在微笑。

  “他们的长处我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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