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花全拨在一旁，做我的文书工作，直至一天完毕。
振作起来，之俊，我同自己说：说不定这一个黄昏，在街角，就可以碰到我的救星，他会问我：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生活是这么沉闷，如果我还跳得动舞，我也会学陶陶般天天去迪斯科报到。
也许是好事，也许有了工作，可免除她在迪斯科沉沦。
套一句陈腔滥调：我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
明天的事有明天来当，今天且回去早早寻乐。
家就是天堂，我买了一公斤荔枝回去当饭吃。
这是我发明的：荔枝与庇利埃矿泉水同吃，味道跟香槟一样。
沙发上有一本东洋漫画，是叮当的故事，是陶陶早两年在日本百货公司买的（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不知怎地，七百多个日子一过，她变成少女）。
陶陶并不懂日文，但光是看图画也是好的，看到叮当及查米扑来扑去不知忙什么，她急得不得了，到处找人翻译。
叶成秋答应她将画拿到翻译社去，是我制止的。
叶伯伯当时大惑不解地问：“查米？还有油盐？到底是什么东西？”
陶陶最喜欢查米这个角色，巴不得将他拥在怀中，这是只一半像兔子一半像猫的动物，来自外太空，造型可爱，性格热情冲动，陶陶时时看图识字式地逼我陪她看……
这些画还未过时，她已经决定去做电影明星。
我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对画中的查米惆怅地说：“你爱人不要你了。”
我们始终不知道故事说些什么太空陈年旧事。
陶陶房间中一地的鞋子，开头是各色球鞋，接着是凉鞋，后来是高跟鞋。
她从来不借穿我的鞋子，因为我只穿一个式样的平跟鞋，她却喜欢细跟的尖头鞋，那种鞋子，我在十八岁的时候也穿过，那时候我们配裙子，她们现在衬窄脚牛仔裤，颜色鲜艳，热辣辣的深粉红、柠檬黄、翠绿，也不穿袜子，完全是野性的热带风情。
我母亲说的，穿高跟鞋不穿丝袜，女人的身份就暧昧了。双腿白皙，足蹬风骚的露趾拖鞋，便是个夜生活女郎。双腿有太阳棕，皮子光滑，鞋子高得不得了，那一定是最爱高攀洋人的女人。
女儿说过什么，母亲又说过什么。
有没有人理会我说过什么？
我常常吃她们两个人的醋，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把漫画册子放好，看电视新闻，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惨案发生：战争、龙卷风、地震、瘟疫，大概我还是幸福的一个人。
其实我非常留恋这种乱糟糟的生活，一下子女儿那头摆不平，又一会儿父亲有事，母亲身子不爽利……让我扑来扑去，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
为他人而活是很愉快的事，又能抱怨诉苦。
等陶陶往外国留学，我的“乐趣”就已经少却一半，难怪不予她自由。
才静了一会儿，关太太的电话来了。
她的声音是惨痛的、沙哑的：“杨小姐，你来一次好不好？”
我有点作贼心虚，略略忐忑，“有什么要紧事？我一时走不开。”
“杨小姐，”她沉痛地说，“我也知道，叫你这样子走来走去是不应该的，但这些日子来，我们也算是朋友，算我以友人的身份邀请你来好不好？”
我还是犹疑，我不想知道她太多的私事。
“就现在说可以吗？”
“也可以，”她吐出长长一口气，可见其积郁，“我与关先生分手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叶世球已经告诉我。
我维持沉默。
“你知道他是怎么通知我的？”“关”太太逼出几声冷笑，“他叫女秘书打电话来，那女孩子同我说：‘是孙小姐吗？我老板叫我同你说，你有张支票在我这里，请你有空来拿，老板说他以后都没有空来看你了。’你听听，这是什么话？”
叶世球真荒谬。
“关太太，”我说，“我此刻有朋友在家里，或许我稍迟再与你通电话？”
她不理我，继续说下去，她只想有个倾诉的机会，是什么人她根本不理，“那我问女秘书：他人呢？她答：“老板已于上午到欧洲开会去了。”我才不信，去得那么快？这样说散就散，三年的交情……”
“关太太，我过一会儿再同你联络好不好？”
“杨小姐，我知道你忙，我想同你说，不必再替我装修地方了，用不着了。”
“啊。”人家停她的生意，她立刻来停我的生意。
她苦涩地说：“没多余的钱了。”
我连忙说：“关太太，那总得完工，别谈钱的问题好不好？”
“杨小姐”，她感动得哽咽。
“我明天来看工程。”
“好，明天见。”
我放下电话，松一口气，这才发觉腋下全湿透了。
我发了一会子呆。
虽说叶世球薄悻，但是孙灵芝也总得有个心理准备，出来做生意的女人，不能希企男朋友会跟她过一辈子。
不过女人到底是女人，日子久了就任由感情泛滥萌芽，至今日造成伤心的局面。
女人都痴心妄想，总会坐大，无论开头是一夜之欢，或是同居，或是逢场作兴，到最后老是希望进一步成为白头偕老，很少有真正潇洒的女人，她们总企图在男人身上刮下一些什么。
母亲劝我不要夹在人家当中。
要走，也得在人家清楚分手之后。
我觉得很暖昧，她这样劝我，分明是能医者不自医，不过我与她情况不同。
我与叶世球没有感情，而她与叶伯伯却是初恋情人。
“自然，”我说，“何况他是个那么绝情的人，令人心惊肉跳。”
“这件事呢，有两个看法，他对野花野草那么爽辣，反而不伤家庭和气。”
我沉默地说：“这都与我无关。”
母亲手上拿着本簿子。
我随口问：“那是什么？”
“陶陶拿来的剧本。”
“什么时候拿来的？”我一呆，她先斩后奏，戏早就接了，才通知我。
“昨天。”
果然如此，也无可奈何，只得皱眉。“有没有脱衣服的戏？”
“没有，你放心，要有名气才有资格脱。”妈妈笑。
“唉，一脱不就有名气了？”我蹬足。
“这是个正经的戏，她才演女配角的女儿，不过三句对白。”妈妈说。
“是吗，真的才那么一点点的戏？”我说。
“真的，一星期就拍完，你以为她要做下一届影后？”
“但是，现在年轻女孩子都摊开来做呢，什么都肯。”
“那你急也不管用。”母亲放下本子。
只见剧本上面有几句对白被红笔划着。
“是什么故事？”
“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母亲很困惑，“为什么都以上海作背景？陶陶来问我，那时候我们住什么地方。”
我说：“慕尔鸣路二百弄三号。”
“她便问：为什么不是慕尔名？慕尔名多好听，又忙着问你是在家生的还是在医院生的。说是导演差她来问。”
我连忙警惕起来，“妈，别对外人说太多。”
母亲解嘲地说：“要说，倒是一个现成的戏。”
“要不要去客串一个老旦？”我笑。
“少发神经。”
“反正一家现成的上海女人，饰什么角色都可以。”我笑。
“陶陶并不是上海人。”母亲提醒我。
我若无其事答：“从你那里，她不知学会多少上海世故，这上头大抵比我知得更多。”
她不响。
“叶伯伯最近做什么？”
“他够运，三年前最后的一批房产以高价脱手。”
“他眼光准。”
“准？所以才没有娶我。”母亲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