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白购于杭州，民国卅七年春。”
原来这是韦白的书，站起身来，我决心去镇上拜访韦白，和他谈谈小说，谈谈《悬崖》。
我只走了几步，一对大墨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不知不觉的跟随它们走了一段，它们飞飞停停，在阳光下翩跹弄影，我很想捕获其中的一只，跟踪了一大段路之后，它们绕过一堆矮树丛，突然失去了踪迹。我站住，现在到镇上的路已经不对了，我辨认了一下方向，就向前面的山坡走去，只要继续往上走，我知道可以走到梦湖。
梦湖，梦湖，还是那么美丽！我在树林里奔跑，穿过森林，跳过藤蔓，绕过荆棘丛和石块。在梦湖外圈的树林外停住，我吸了一口气，冲进了林内，嘴里低哼着“曾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那支歌曲，一下子就冲到了湖边。站住了，我瞪视着那弥漫着氤氲的湖面，自言自语的说：
“我要收集一大口袋的绿烟翠雾回去，把它抖落在我的房间里，那么我就可以作许多美好的梦。”
我来不及收集我的绿烟翠雾，因为我发现有个人坐在湖边上，正抬着头注视我。我望过去，是韦白！我不禁“呀！”的惊呼了一声，有三分惊异，却有七分喜悦，因为我本来想去看他，没料到竟无意间闯上了，幸好我没有去学校，人生的事就这么偶然！他静静的看着我，眼神里有分朦胧的忧郁，显然我打扰了他的沉思。他泛泛的问：
“你从哪儿来？”“幽篁小筑。”我说，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坐下，把那本《悬崖》放在我的裙子上。“我本来想到学校去看你的。”我说。
“是么？”他不大关心的样子。“我一清早就出来了，你有什么事？”“没事，只是想找你谈谈。”我用手抱住膝，“我刚刚看完冈察洛夫的《悬崖》。”他看了我一眼。“是我借给章太太的。”
“是的，”我说：“它迷惑我。”
“谁？”他神思不属的问：“章太太迷惑你？”
“不是，我说《悬崖》。”
“悬崖——”他仍然精神恍惚。“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悬崖，是不是？如果不能从悬崖上后退，就不如干脆跳下去粉身碎骨，最怕站在悬崖的边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他这段话并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他自己听。我有些惶惑的望着他，他的眉梢和眼底，有多么浓重的一层忧郁，我几乎可以看到他肩上的沉沉重担。什么压着他？那分难以交卸的感情吗？“我不相信你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我说。“你应该是个有决断力，而能支配自己生命的男人。”
“没有人能完全支配自己的生命。”他幽幽的说，用一根草拨弄着湖水，搅起了一湖的涟漪。“最聪明的人是最糊涂的人。”这是一句什么话？我把下巴放在膝上，困惑的看着我面前这个男人，他那深沉的表情，成熟的思想，以及忧郁的眼神，都引起我内心一种难言而特殊的感情。他会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盘吗？他爱着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女孩吗？他无法向女孩的父母开口吗？他为这个而痛苦憔悴吗？我瞪视着他，是的，他相当憔悴，那痛苦的眼神里有着烧灼般的热情，这使我心中酸酸楚楚的绞动起来。
他望着我，忽然恢复了意识。
“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我？”他温柔的说。“你在想些什么？又在研究我吗？”“是的，”我点点头：“你们都那么奇怪，那么——难读。”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曾经讨论每个人都是一本难读的书。
“你想写作？”他问：“我好像听凌风谈过。”
“我想，不过我写不出来。”
“写些什么？”他淡淡的问，不很热心的样子。“现在写作很时髦，尤其，你可以写些意识流的东西，把文字反复组合，弄得难懂一点，奇怪一点，再多几次重复就行了。”
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谈写作使我高兴。
“你看得很多，一定的。”我说：“我不想写别人不懂的东西，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假如我写出来的东西只有我自己懂，那么连起码的表达思想都没做到，我还写什么呢？所以，我宁愿我的小说平易近人，而不要艰涩难懂，我不知道为什么目前许多青年要新潮，新得连自己也不了解，这岂不失去写作的意义？”韦白坐正了身子，他眼睛里有一丝感兴趣的光。
“你知道症结所在吗？咏薇？”他静静的说：“现在许多青年都很苦闷，出路问题、婚姻问题、升学问题……使很多青年□徨挣扎，而有迷失的心情，于是，这一代就成为迷失的一代。有些青年是真的迷失，有些为了要迷失而迷失，结果，文学作品也急于表现这种迷失，最后就真的迷失得毫无方向。”他微笑的望着我，诚恳的说：“假如你真想致力于写作，希望你不迷失，清清醒醒的睁开眼睛，你才能认清这个世界。”
“我希望我是清醒的，”我说：“你认为——真正的好作品是曲高和寡的吗？”他深思了一会儿。“我不认为白居易的诗比黄庭坚的坏，但白居易的诗是村妪老妇都能看懂的，后者的诗却很少有人看得懂。《红楼梦》脍炙人口，没人敢说它不好，但它也相当通俗。不过，格调高而欣赏的人少，这也是实情，所以，文艺是没有一把标准尺可以量的，惟一能评定一本作品的价值的，不是读者，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而是时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好作品。坏的作品，不用人攻击谩骂，时间自然会淘汰它。身为一个作家，不必去管别人的批评和攻击，只要能忠于自己，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就行了。”
“你否定了文艺批评，”我说：“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读者去选择他们的读物。”
“我并不否定文艺批评，”韦白笑笑，认真的说：“但是，当一个文艺批评家非常难，首先要有高度的文艺欣赏能力，其次要客观而没有偏见，前者还容易，要做到后者就不太简单，那么，有偏见的文艺批评怎会帮助读者？何况，这是一个充满戾气的时代，许多人由于苦闷而想骂人，很多就借文艺批评来达到骂人的目的，徒然混淆了读者的看法，弄得根本无从选择。读者不知道选择哪一位作者？作者也不知道选择什么写作方向？这样，文艺批评就完全失去了价值。读者通常都会去选择他所喜欢的作家和读物，他能接受多少是他自己的问题，并不需要人帮助。”
我有些困惑。“我并不完全同意你，韦校长。”
“我是说我们台湾的文艺批评很难建立，在我看来，文艺批评只能说是批评家对某篇文章的看法而已，可供读者作参考，不能作准绳。”我比较了解他一些了，用手支着颐，我说：
“你认为写作时该把人性赤棵裸的写出来吗？”
“这在于你自己了，”他注视我。“先说说你觉得人性是怎样的？”“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有美，也有丑。不过，我认为美好的一面比丑恶的一面多。”
“就这样写吧！”他说，“你认为多的一面多写，你认为少的一面少写。”“你认为呢？”我热心的望着他：“你比我成熟，你比我经验得多，你认为人性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