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去才发现，最前面两排的位子，全为我们面空着。有李培根先生和女作家何洁，特别来陪伴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才坐定，就有一位短小精干的瘦削老头，前来为我们“冲茶”。何洁坐在我身边，对我解释说：“这冲茶也是一项绝技了，老师傅可以干净利落地把一叠茶杯茶碟，一字摔开，然后茶壶老远地对着茶杯注入，滴水不泼！这位冲茶师傅，也很久没有出来冲过茶了，今晚，特别来表演给你看！”说着说着，那位老师傅已经拿起一大叠茶碟（以前的茶碟大约是磁的，现在已改成铝制），扬起手来，就这么一摔，按理说，这些茶碟会整齐的一字排开。但，不知怎的，老师傅似乎有些紧张，茶碟乒乒乓乓地摔下来，滚了满桌子。老师傅不服气，抓起茶碟，再表演一次，又摔了满桌子。老师傅更不服气，抓起一大把茶碟左摔右摔，怎么摔都摔不好，他叽哩咕噜，开始抱怨茶碟太轻，太不合手。女作家何洁在我耳边悄悄说：“昨天晚上，我们就通知他，要他来表演。他一听说是表演给台湾同胞看，紧张得一夜失眠，所以今天表演失常！”
原来如此。在何洁解释的时候，老师傅总算把茶碟弄妥当了。就开始“冲茶”，谁知这“冲茶”也不太顺利，水花溅得到处都是，茶杯盖也盖得不利落，老师傅当然更不服气，茶水全倒掉，又重来一遍！就在老师傅左摔杯右冲茶的当儿，表演节目开始了。实在让人意外，也实在太精采了。有乐器演奏、有正宗川剧，有地道的“莲花落”，有独角的讽刺剧，有“道情”——水漫金山（一人饰四角，有男有女），最难得的是“金钱板”，表演的老先生年事已高，听说身体也不太好，早已退休，今晚破例出场，博得满堂喝采。表演“断桥”之后，又应观众要求，再唱了一段，全场气氛，越来越热烈，座中掌声不断，喝采声此起彼落。我放眼看去，座中的“老客人”都如醉如痴，而茶馆外面，还挤了无数的年轻人，也在作“场外观”。
这场热烈而精彩的表演，足足表演了两个半小时。表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杨洁又吼又叫的喝彩，最后技痒难熬，又在我们这“疯疯癫癫旅游团”的怂恿下，居然跳上台去，表演了一段“京戏”，赢得全场掌声。可见，我们“热烈”及“忘我”的程度了！所有节目结束后，夜色已深，可是，演员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求我签名与合照。我看了这么精彩的一演，像是一场盛宴。当然乐意和大家合影留念。知这样一来，茶馆外围观的群众忽然一拥而入。刹那间，我就被围困了。无数的纪念册、笔记本、小纸片……都往我面前送，要求我签名。还有很多人拿了我的小说来，我被挤得东倒西歪，签名都无法签。可是，我仍然握着笔，愿意为每一个人签名。我飞快地签，纸条却越来越多……就在此时。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
“够了！到此为止！不能再签名了！”
我抬头一看，杨洁又像那天在北京机场一样，用她那两只又长又壮的手臂，把人群往两边“拨开”，她就这样一面拨，一面杀入重围。我知道她又来要“捉”我了，赶快低头再多签几个名。一个“琼”字才写了下来，胳膊已被杨洁一把抓住，只听到她大叫着：“说不能签了，你怎么还签！快走快走！”
要不走也不行呀，杨洁握着我的胳臂像一把铁钳，我简直没有动弹的余地。我就这样被她一路拖出茶馆，李惠及黄福扬又把人群左右拦住。好不容易，我上了车。好不容易，车子才开动了。“哇！杨洁一上车就对我一凶。”“你怎么学不会对人家说‘不’字！”我无奈地笑了笑。不是学不会说不字，是不忍心说不字。今晚，能和我在成都的茶馆中一聚，不论是谁，总有缘。过了今晚，谁知道，再相逢是何年何月？我想起青城山上，有人大把大把地卖牡丹花，显然，这是牡丹盛开的季节，但是，“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第二十四章 勋姨
远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舅舅袁行云就告诉我说：
“你的勋姨在成都！”勋姨在成都！所以，成都之行，不止寻根，不止旅游，还有“探亲！”勋姨。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母系的亲戚人数众多，我总是闹不清楚，这是那位姨妈，那又是那个舅舅。据说，我两三岁时，只要看到女士，一律喊“阿姨”，看到男士，一律喊“舅舅”。可见，我的阿姨和舅舅，实在不少。十一岁来了台湾，我对大陆的舅舅姨妈，印象都渐渐淡了，唯独对于勋姨，印象深刻。在这儿，必须提起一段往事。
抗战胜利那年，我七岁。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上的衣服，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虽然胜利了，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此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刚在四川乡间，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泸南中学。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教书，母亲立刻应允，于是，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那时小妹尚未出生，我的小妹妹就是生在泸南中学的，是我勋姨亲自接生），就跟着母亲，去住在泸南中学，父亲另有聘约，去李庄教书。
记忆中的泸南中学，是很有趣的。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我们住的房间，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简单极了。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乡间孩子，往往十八、九岁，才“被说服”，来念初中一年级，一班学生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参差不齐。
我那时已稍解人事，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我的《不曾失落的日子》一书中，曾详述我的童年）。到了泸南中学，我真快乐极了。那段日子里，我初次接触唐诗，跟着母亲的那些学生，一起背“慈乌夜啼”和“梁上双燕”。我第一次开始养蚕，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哭泣，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为了蚕儿的桑叶，奔走好几里去采桑叶。我开始交朋友，和学校里的学生、表妹，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勋姨那时才二十几岁，是活泼外问的。印象中的她，总是匆匆忙忙的，有用不完的精力，跑出跑进，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勋姨，要管学校中的各种事情，要为经费操心，她应该不太注意我。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什么精力来注意我。
但是，就有这样一次，勋姨注意到了我，这次“注意”，却让我终身难忘。原来，有天，勋姨发现我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她把我拉到身边，左看右看，对母亲说：
“这孩子营养不良，一定贫血！我去买猪肝来给她吃！补补身体！”勋姨说做就做，当天，就煮了好大好大的一碗猪肝汤，要我“全部”吃下去。我年纪虽小，已能体会勋姨的一片爱心。我“拚命”的吃那碗猪肝，吃得胃都撑了，还是吃不完。勋姨看着我吃，我在那样慈爱的眼光下，是不能不吃的。我吃啊吃啊，一碗猪肝汤吃了大半天，终于把全部的猪肝都吃完了。但是。从此，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吃猪肝了，因为那一次吃伤了。“猪肝汤”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鲜明。每当回忆起童年，勋姨的脸孔就浮现眼前。如今，和勋姨离散，已数不清是多少岁月，我那健康、明朗、活跃的勋姨，别来无恙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