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他居然追问得很顺口。
衣丝碧瞠大了眼，这种事教人家女孩子家怎么说得出口？她……她还是黄花大闺女呢！他要脑筋卡到，也不要选在这种时机好不好？
她有满腹的话想说，越急就越想不出合适的措辞，蓦地
“哇！”她埋进手臂里放声大哭。
余克俭登时被她哭慌了手脚。
“你……嗳，我的意思是，她有没有被……”晤，果然不容易启齿。“唉，你别哭了。”
一个温暖的胸将她圈拥在其中。
哭声震惊地中断了两秒！她颊下摩挲到高级亚麻布的触感，鼻中是他清洌好闻的味道。虽然他既不虎臂熊腰，也不孔武有力，然而那与生俱来的骨架是如此平广，温暖的体热是如此令人心安……
终于，她放下一切矜持，一切有关上司下属、主子仆人、自尊自卑的思绪，紧紧攀住他的颈臂，失声痛哭。
“我和罗娜从小一起长大，也一起来台湾工作，已经习惯像照顾妹妹一样的照应她……”她的声音喑哑。“你不是说，一个人只要看得起自己，别人也会跟着看得起吗？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呀！发生在罗娜身上的事……还有那些人对我们的态度……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呀……”
他抚着她的背心，沉默无语。
“我们也是人，离乡在外不遇是求一顿温饱；我们不是猪狗牛羊，可以让人动辄打骂和虐待的。”她直勾勾的盯住他，任泪水奔流，移也不移，仿佛借由这样深切的专注，可以控诉一些什么。“那些人永远不会看得起我们！在他们眼中，我们永远是‘菲佣’、‘外劳’、‘次等人’，就像老夫人一样，她也永远不会看得起我的，是不是？是不是？”
她的眼眶仿如泛滥的深潭，圆澄满溢，让人喘不过气的悲切着。
他轻叹一声，刚毅冷情的心，完全软化。
以着自己也无从了解的冲动，捧起她的脸容，印了下去。
这个吻交融得不深，只是四片唇触在一起。
濡湿的红瓣，泛着泪串儿的咸，与女性化的甜。
短暂相接，他先退开，她眨了眨晶眸，俏脸盛满了迷惑，甚而不及害羞……
她，被吻了？被他？她的主子？她被切切嘱咐不得痴心妄想的对象？
百般思索不及演绎出解答，他已低沉开口，仿佛方才的浅吻，不曾发生。
“我们的尊严无法建立在别人的认知里，只能先学会爱惜自己。”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她垂下头，默默颔动。
“他们把罗娜带走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想怎么办？”他从来不是一个会直接丢解答给别人的男人。
衣丝碧哀求地望着他。
她和罗娜的力量太微薄渺小了，根本无法与警察、仲介公司，乃至于整个官方体制对抗。然而，他就不一样了。“余氏”是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商世家，身为现任掌事者，他的影响力深远。只要他愿意出面帮助她们，向主管当局随口提上一句……
“不，我不帮你。”他无情的回答几乎摧毁她的希望。
“那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会帮助我们的。”她慌张了。
余克俭微微一笑，清澈见底的眼瞳里，波动着神秘的光彩。
“没有人可以永远当你的英雄，你必须学会，自己帮自己。”
＊ ＊ ＊
两个月后，一场记者会假”中泰宾馆”的会议厅展开。
各大媒体的记者几乎到齐了。
最前方的墙上悬挂着偌大的布幕——外籍劳工也有人权！向台湾社会请命。
记者会的主角陆续从侧门走了进来，出席者包括罗娜在内的三名外籍女佣、劳工工会理事长、一位当红律师，及一位台湾人权组织的代表。
啪、啪、啪、啪！闪光灯亮个不停。
此次主角们的法律顾问乃是台湾法律圈赫赫有名的李勇男律师。李律师在媒体的曝光率极高，平常往来皆是达官贵人，今儿个居然会担任几名区区菲佣的法律代表，不能不引起侧目。
衣丝碧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她们为何请得动他——因为李勇男，恰巧是余氏财团的法律顾问。对外，这一层关系则被淡化了。
不能把余氏扯进来，不能让余克俭曝光，这是她从头至尾唯一的坚持。
为此，在记者会正式召开的这天，她身为慕后真正的功臣，却并未站到台面上，以免有多事的记者去查探她的雇主是谁。
她只是戴着墨镜，站在众位记者的身后，远远看着这一切。
“我们有验伤单证明，罗娜小姐身上有多处的烟头烫伤。”李律师将验伤单高高的举起。“该雇主的邻居也表示，他们曾数度看见林雇主将罗娜逼至后阳台，强制猥亵。”
记者群里响起一阵议论纷纷。
接着，三名头戴鸭舌帽和大口罩的女佣，一一陈述她们在台湾遭受到何种虐待。
记者会接近尾声时，突然有数名外籍劳工从侧门走进来，人权代表立刻站起来宣怖：“类似的外劳凌虐事件已经不胜枚举！全省外劳决定动员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自力工会，所有干部一律由外劳自行选举出任。”
哗——这项宣布在现场引起一阵低呼声，啪啪啪啪，各家闪光灯又闪个不停……
终于顺利完成了，衣丝碧闪身离开会场，松了—口气。
她从不曾活得如此充满精力，这两个月以来，每天醒来，生命里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最大的功臣，其实是他。
“我们要如何成立自力会？”每次她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捧着一堆资料咚咚咚跑上二楼找他。
余克俭从不吝惜于提供自己的意见，指引她应该去找哪些人，做哪些事。
“台湾的工会是采‘登记主义’，你必须向劳委会提出申请，拿到工会证书之后才算合法。你拨通电话给李律师，‘工会法’的细节就去请教他。”
又或者——
“有—个自称是‘台湾合作联盟’的单位打电话来，说是要当我们的发言人，我们应该找他们合作吗？”她又有新问题。
“那种激进团体只是想借着你们的事炒新闻，没安好心眼，你离他们越远越好。”他干干脆脆的说。
再来——
“劳委会的某某官员不肯接见我们的外劳代表，我们该怎么办？”她拉长了脸抱怨。
他会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慢条斯理地替她解答。
“你跟他说，你们已经和‘工商业促进会’的副理事长联络过，双方对于外劳问题非常关切，副理事长考虑在近期发表新闻稿，谴责政府放任台湾的外劳被剥削，看他见不见你们。”
“‘工商业促进会’的副理事长是谁？”她好奇地打听。
“你正在跟他本人说话。”余克俭似笑非笑。
“噢。”她庄重地点头。
有时，她也会故意淘气一下——
“那个某某某官员又不见我们了！”
“上次不是教了你如何应付他？”
“嗳，真烦，你帮我打电话给他啦！你讲话比我够力。”
然后，被他拿文件夹敲一下脑袋，她吐吐舌头跑开。
她知道，他绝对不会主动过问，也绝不插手，一切都要她自己动手去做。
两人之间的淡淡暖昧，暂时被她抛诸脑后。
她的神彩飞扬动人。世界仿佛在她眼前开了一扇窗，原来自己也能拥有影响力，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
她找了一个大厅的角落靠站，满足地吁了口气。
“记者会结束了？”冷不防，一声低徐的询问从她身后响起。